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与列强订立了《辛丑和约》。以往认为清政府从此“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有学者考察了此后十年间清政府的外交，提出不同看法，指出清政府确实做了大量危害本民族利益的事，但它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有争执，甚至可以说有斗争。“彻底投降论”是带有片面性、简单化、绝对化的提法。(21)
5、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曾长期被认为是美国企图独占中国的政策。1979年，有学者对包括门户开放政策在内的一些问题提出重新评价，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包含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内容，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22)该文的发表引起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的学术争论。批评者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侵略政策，美国打着“贸易机会均等”等旗号，同其他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中国。把列强没有瓜分中国归之于门户开放政策，是不能成立的。(23)也有学者赞同重新评价，还有人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澄清了一些史实上的问题。虽然分歧犹在，但在一些问题上也形成了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看法。如关于提出这一政策的动机，学者们指出，美国决策者考虑的始终是美国垄断资本向海外扩张的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因此，门户开放是一个殖民扩张的对外政策，而不是民主主义的对外政策。但对它的客观作用，不少学者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24)近年来又有学者探讨了清末中国人对这一政策的反应，指出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对这一政策持批评态度。清政府的态度比较复杂，它既持一定的欢迎态度，又对它的作用将信将疑。(25)
6、民国初年的外交困境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
民国的建立并未能缓解中国的外交困境。列强利用中国政局的动荡，在边疆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分裂活动。俄国在外蒙古策动和支持独立，英国在西藏加紧分裂活动。(2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利用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并签订“民四条约”。令中国民众深感失望的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取消“民四条约”的要求竟未被会议所接受。这一外交上的大败影响极大，它激发了中国民众广泛的爱国情绪，引发了五四运动，并影响了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选择。
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研究者注意到，北京政府利用“战”的机会，废除了中国与德、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全面提出取消若干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并在华会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1926年与比利时和西班牙政府的修约交涉中，北京政府曾先后断然宣布废除旧的中比条约和中西条约。这种不顾列强反对而单方面宣布废约的做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破天荒的。(27)
当北京政府与列强的修约交涉举步维艰之时，新生的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旧俄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对此，学者们一致予以肯定。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更趋深入。如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该宣言有两个文本，前一个文本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而后一个文本则无此文字。前苏联学术界一直否认中方所收到的前一文本是正式文件。我国学者通过多方面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前一文本表达的无疑是官方立场。不同文本的出现，反映了苏俄政府自身在中东铁路上的变化。(28)
7、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29)
北伐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研究者指出，在实际斗争中，北伐军民并没有四处出出击，而是把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权益的英国列为主要的打击对象，(30)面对大革命浪潮，英国起初曾试图通过武力来阻挡北伐洪流。1926年10月以后，英国转而采取“怀柔”外交，并于年底提出“对华新政策”。在武汉政府陆续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英国调兵上海。在处理南京事件时，英国对华政策又回到“炮舰政策”的老路上。(31)
以往曾认为，英美日都对大革命持敌视态度，并共同策动蒋介石反共。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有学者指出，日本在宁案中采取了比较妥协的低调政策，而着眼于拉拢蒋介石走上反共道路，这与英美的政策是不同的。(32)另有学者不赞同将美英等同观之，认为美国对中国革命营垒内部的分裂情况早已掌握。北伐开始后，美国便极力笼络蒋介石，诱迫他去压制共产党。(33)
济南事件是北伐时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济案处理中的委曲求全的外交，影响长远，是其后10年对日妥协外交的开端。(34)另有学者指出，济南事件是中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感受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遂放弃以日本为外文中心的取向，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制衡日本的侵略。(35)
关于《田中奏折》，日本学术界基本认为是伪作。中国学术界以往一致认定是真品，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田中奏折探隐集》（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收入了对田中奏折讨论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8、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
修订不平等条约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很长时期内这是一个避免提及的话题。90年代以来出版的民国外交史著作大多对此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36)但在对这一修约活动的总体评价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这一被南京政府称为“革命外交”的行动，实际上多是一些空洞口号和原则。国民政府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并未取得比北京政府更大的进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误国害民的政策。(37)另一些人认为，南京政府对修约活动是努力进行的，并在关税主权、租界法院及最终收回一些租界及租借地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国民政府的这些活动，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38)
这一时期，中苏在中东路问题上冲突不断，1929年爆发了导致苏军出兵东北的“中东路事件”。以往我国史学界沿袭苏联观点，大都指责中国政府反苏反共。80年代始，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东路事件的起因是中国政府为了收复国家主权。(39)对于后来苏联政府于30年代将中东路出售给伪满，学者们大都持批评态度，认为此举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侵犯了中国主权。(40)
9、“九·一八”事变与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的外交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累累。(41)学者们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经济原因、事变经过及历史教训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日本学术界的一些人认为是关东军少数人的独断专行。我国学者指出，日本政府并不反对军方发动战争，阴谋固然由军方策划，但政策还是出自内阁。“九·一八”事变的发动是日本天皇制国家意志的体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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