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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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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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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人口结构的几个特点
深圳十年来人口年龄结构更为年轻，15－64岁人口占90.39％，比1990年增加了7.24％，与全国和全省同口径人口比例相比，深圳分别高出20.24％和20.61％。这表明深圳人口是以劳动适龄人口为主。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虽然下降1.11％，但绝对量达7.8万人，比1990年增加4.1万人，增长了1.11倍。
而非户籍人口则更为年轻，仅26.61岁。因为这一部分人口占常住人口的70%以上，是整个深圳人口年龄结构年轻的最重要原因。
深圳竞争性很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拉动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与1990年相比，深圳人口中平均每十万人中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明显增加。其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增幅最大，由4467人上升为8060人，上升80.43％；具有中专、高中教育程度的由19194人上升为22338人，上升了16.38％；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由43528人上升为52170人，上升了19.85％；受过小学教育程度的人口大幅减少，由21589人下降为12034人，下降了44.26％。
深圳人口机械增长快于人口自然增长。从近十年户籍人口的增长趋势看，自然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1％的增长水平，机械增长速度却在5％以上，说明户籍人口的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
人口机械增长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非户籍人口增加显著。全市普查时点上登记的人口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点上登记人口大幅增加了534.1万人，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深圳近十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活力较大，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流入深圳务工、经商，从而形成外来人口的显著增加。这部分人口并没有发生户口迁移，而只是居住地的改变。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深圳人口规模已达700.84万，户籍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8％，为121.48万人，其余的人口都是非户籍人口，来自全国各地。
对外省市民工和下岗分流人员的就业
深圳人口中，17－25岁年龄段占工人总数的75％，其中18－23岁年龄段占４５％左右。按其来源地分类，来自大中城市的占4.1％；来自大中城市郊区的占4.4％；来自 县城的占14.4％；来自乡镇的占29.8％；来自乡村的占47.3％。
以本人文化程度来分类，接受了初中教育的占31.8％；接受了高中／技校／职高教育的有50.5％；受过中专教育的有7.4％；接受了大专或以上教育的也有8.5％。
深圳人口结构的这几个特点，显然对于深圳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随着深圳经济结构的提升，劳动力素质有相应的提高，能够满足产业发展对于劳动力素质的更高需求。
其次，因为流水线劳动力供应的充裕和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能够得到控制而保持对外来投资商的吸引力。
人口的年轻化表明，整个人口的供养系数很低，资源主要流向生产和建设。
深圳就业人口的产业分布表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非常突出。据统计，深圳在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只占1.59％，第二产业占到55.99％，从事服务业的有42.42％。
在外来人口占总人口82％的比重条件下，深圳的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给外地流入人口提供最多的就业机会。从全国看，农村劳动力主要输出省份为河南、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河北、山西；主要接纳省份为：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沿海地区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新疆、西藏近年来也在成为新的流入地。与其他省区比较，东北3省城市职工流出量相对比较大。
根据深圳劳动部门的调查，深圳外来劳动力主要来自长江以南的省区：广东本省、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近年来，山东、河南、安徽到深圳务工的人也有明显增加。这些省区，都是农业大省。河南和四川还是人口大省。显然，深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这些地区外流的民工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减缓了这些省区的农业结构调整派生出了就业压力，并为这些地区农村居民增加了现金收入。
上海财经大学兰宜生于2000年７—８月，在广东做了一次外省民工问卷调查。调查地点包括广州、深圳、珠海等14个城市，占广东全部22个地级市的2／3；所选企业均为外商投资出口企业。接受调查的民工分别来自黑龙江、甘肃、山西、陕西、河南、湖南、安徽、江西、湖北、贵州、四川、云南等１２个中西部省区。
返回的问卷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外地民工的月收入水平比其原本在家乡做工或务农的月收入水平平均提高3.23倍，由144元提高到611元；每个民工平均每年往家汇款2606元，占其家庭年总收入的28.7％。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广东，既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也对增加民工个人及其家庭收入有显著效果，对提高中西部省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在外省市因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等原因下岗分流的一部分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也在深圳获得了再就业机会，有的甚至自己开始创业。外来工人中来自大中城市和县城的占近20％，就是说明。
从这两方面看，深圳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对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和城市下岗人员，都提供了就业机会，实际上配合了全国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
再考虑到返乡创业的民工在就业方面的作用，深圳的见解作用也很大。少数民工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和手段，在在完成初步的资金积蓄后回乡创业。四川金堂回乡民工创业园，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由于家乡政府的鼓励，一些长期在外务工经商的人员开始出现返乡创业发展的势头。在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的一些市县，“民工+乡镇企业+农业综合开发”，已成为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同具影响力的新的开发模式。1997年上半年四川回乡创业者总数超过40万。90年代末期的统计，安徽阜南县回乡创业者约占个体私营企业的75％。湖北咸宁地区通城县每年输出劳动力8万多人，每年民工“创汇”3亿元。由回乡打工仔创办的企业超过30家，累计投资18亿元，年产值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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