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向何处去？

    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不计个人名利的大团体精神，现在大大淡薄了。据业内人士介绍，航空界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内的精神状态和运行机制，十分值得反思。1986年，国务院决定上干线飞机时，业内对“上干线还是上支线”意见极不统一，有关人士不惜玩数字游戏糊弄国务院：“…为了证明非要以100座级飞机作为突破口不可，在预测2001-2010年国内民航需求飞机的数量上，把某所做的预测年报中，150座级的从414架减少了69架变成345架，100座级的从175架增加了90架变成265架。……把这些更改了的数字正式报告国务院，以此期求国务院领导作出符合自己意志的决策”。

    又如：“……一有项目大家一窝蜂地趋炎附势，沾油水，但谁也不对项目最终负责。即使是主要责任者，也是当官一任，过期作废的官员，上下相互‘对策’，有多少精力用在搞项目上？几乎所有项目都是进度不断后拖，指标不断下降，经费不断追加，这种机制，对于长周期，高风险的飞机研制项目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枷锁。…上下‘活动’争取立项，上下‘对策’多创‘效益’，这是许多项目挫折的原因。只有纠正了上述原因后，中国的航空工业才振兴有望”。

    我们说，上大飞机是国家级的风险投资，假如因为“不可抗因素”而造成失败，当然应该认帐。但如果是代表国家的主管部门自身的问题——工作不力，玩忽职守，拿纳税人的钱不当回事，那真不如用这些钱修路架桥了。

    妄自菲薄，永远当不了强者。

    王进喜说：“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骨气”。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惟有大力弘扬“民气”，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我们的物质条件比上世纪60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倍，只要有决心，上下形成共识，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善于运用现有有利条件，我们就能重振“两弹一星”的雄风，我们的航空工业就一定能赶上航天工业、战略武器发展的步伐，成为国家的骨干和脊梁。

    注释：
    [1]《科技日报》，1999年7月8日。
    [2]陈玉润，《产业论坛》1999年第14期。
    [3]Peter，1998年。
    [4]科技日报》，1999年7月8日。
    [5]Peter，1998年。
    [6]陈玉润，《产业论坛》，1999年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