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汇率下货币对外价值的变动称为“升值，贬值”，浮动汇率下，按照直接标价的定义，贬值称为上浮，升值称为下浮。决定人民币走势的关键是未来国际收支的变化。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有1600亿美圆之巨，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我以为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将会减少：出口将受美国经济调整和自身统计同比方法的影响，在2000年下半年从顶峰跌落下来；进口将会持续增长，这不仅是因加入WTO降低关税，且由于国内经济的启动，特别是国防的需要，战略产业的培植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扩大进口需求。
外资的进入会改善国际收支，但在数年之后资本将会大量流出，甚至有触发货币外汇危机的风险，即使限制证券投资和短期贷款，也难以避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产品内销以后的人民币利润，早晚是要兑换成外汇汇出的，这才是真正的“出让国内市场的代价”我预计5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将会达到20000亿人民币，这是掌握在外商手里的人民币债权或者股权，在数量上相当于中国政府的海外债权（即国家外汇储备）。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如果在突发事件下外商集中兑换外汇，就相当于1997年泰国的危机。
我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在5 年之后中国达到外汇货币危机临界点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如此，就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把未来可能的危机，化解在可控范围内。提前化解危机的基本思路是疏导，而不是继续强化管制，这样将矛盾越积累越多，往往适得其反。我建议在5年之内，主动地，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不要怕资本外流，实际上90年代中国能够外流的资本已经流得差不多了，外汇制没有能够有效阻挡资本内流或者外流，反而大大妨碍了涉外经济的效率，得不偿失。要知道，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是无法完全分清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兼有贸易和投资双重性质，如何能够在长时期内一个自由兑换，一个由政府管制？
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在机制和数量上两大市场化难关，还涉及利率市场化和远期汇率形成等问题，都有条件在近年内解决。大家目前所担心的是：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的风险如何？会不会导致资本外流和大幅度贬值？
必须指出风险和预期的关系：价格改革，只能够在通货紧缩预期下进行，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进行价格改革，必然引起抢购，如同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汇率也是一种价格，是货币的国外价格，如果实行市场化改革，必须在升值预期下才能够进行。如果在贬值预期下进行，的确有风险，可能出现股票市场的崩盘，外汇的抢购或者银行危机。如何把目前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变为升值预期？办法非常简单：改革以前先将目前的人民币固定汇率“超贬”一次，比如贬到1：10。这是在宏观经济健全稳定时，由政府主动贬值汇率，出口和外资进入都会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必然产生。然后果断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没有风险。不会产生泰国那样宏观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国际资本有准备地冲击，资本大量外逃，政府被迫汇率贬值以后再贬值，出现挤兑银行的崩溃局面。
最后，美国股票市场进入波动调整，而中国股票市场进入持续牛市，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和自由兑换的最好时机。中国股票市场一直吸引着国内大户的巨额资金，即使在低迷世道中，在一级市场中申购新股，毫无风险可获得年15%以上的回报率，所以中国的大量人民币没有挤兑，没有去兑换外汇外流，这从外汇黑市不活跃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股票市场的动荡和新经济的扩散，正在改变90年代全球资本单边流入美国的形势。人民币在超贬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正是吸引资本流入的契机。当然资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时我们能不能有效利用之，流出时能不能有效控制之，是自己的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和监管能力问题，正确的宏观判断和决策，也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贬值,可能是解决通货紧缩的有效办法.如果我国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就说明人民币汇率高估,不贬值就难以摆脱通货紧缩,而且会陷入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有两种,一种是贬值名义汇率,一种是贬值实际汇率,即提高出口退税率,或者降低国内物价----后者正是通货紧缩.我国在1997年以后一直采取稳定名义汇率,贬值实际汇率的政策,不自觉地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而当通货紧缩持续到企业和社会不能容忍时,或许只有贬值一法.
我国小麦价格已经高出16.57%,玉米高出38%,大米高出63.5%,如果国内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就说明人民币汇率应该贬值了.如果贬值，以美圆表示的经济总规模就会下降。
3．增加国防投资
美国经济学家怀内斯综合83个国家的样本研究发现，军费增长与GN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899。在发达国家，投资于国防（均指一定范围内）的就业乘数为1.8,而投资于民用的就业乘数为1.6,国防工业产业关联性强于民用工业。约翰.E.林奇计算,美国每10亿美元军事采购可增加35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非军事采购为25000个。希奇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占财政比例１５％左右，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发展与人力资源投资的作用与发达国家比更明显；同时，国防投资可以使私人部门从中得到高额利润。美国西部地区即阳光地带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弗罗里达、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等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这些地区人均军费开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国防采购给这些地区的就业人数增加了３４０万个就业岗位。８０年代里根政府的ＳＤＩ计划中仅６种核武器系统，就在这些地区雇工人数占全国雇员人员的３０％多。而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中期美国国防费的下降，使这些地区经济进行调整期，造成了许多问题。以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登.亚当斯写下了《转产：一种死胡同的战略》一文，痛陈军费开支下降对地区经济不利影响，要求军事工业复合体对政府施压，以战争及军品外贸维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仅科索沃战争追加直接国防费８０亿，预计给这些地区增加就业近20万。美国1999年出口武器300亿美圆,占全球武器贸易的40%,即使是俄罗斯,也还有48亿美圆的武器出口.1996年,以美国带头,全球一轮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军费每年平均增加6%，2000年为3800亿美圆，2001年为4000亿美圆，而中国的军费，仅仅800亿人民币，100亿美圆而已。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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