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受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和城市居民劳动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制约，农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也不允许参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全面竞争。反过来说，城里人下乡创业，由于配套机制和就业观念的约束，也未形成良好势头。
第三，在劳动者身份等级差别基础上形成的二元市场。诚然，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专业技能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采取一定的标准加以鉴别区分也是必要的。我国的实际做法是将具有中专学历、初级职称以上的劳动者确定为人才。但是，由于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相对滞后，人才受到较多的体制性保护，在公有制单位，干部和工人因身份不同，在风险承担、利益分配等方面不够公平，干部身份等级制和终身制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与政府现行管理体制相对应，分成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在组织培训、资格考试认定、就业咨询中介、档案管理等方面职能也有交叉和磨擦，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统一需求，被分割进入两个市场，使其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成本增加，效益下降。
第四，在行业、所有制性质差别上形成的劳动力二元市场。计划体制时期，我国的城镇就业基本上是“国家统包，单位福利”。职工的工资福利与单位的行业属性和所有制性质密切相关，高度稳定，却与企业效益和本人绩效脱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出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但公有制单位就业福利化的惯性依然存在。而且，在市场公平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行业利润的平均化难以实现，受国有性质的行业自然垄断和政企不分的行政性垄断的影响，有些行业形成可观的行业垄断利润，分配向本行业的职工倾斜。因此，同样职业素质和绩效水平的劳动者，因所在单位的行业、所有制性质不同，其工资福利待遇差别相当大。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工资市场化、就业机制灵活方面具有优势，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竞争活力，但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短期行为，也使得国企下岗职工望之却步。这样，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和竞争就很不充分，因所有制、行业性质不同而形成相互分割的二元（多元）劳动力市场。
第五，在户籍管理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劳动力二元市场。户籍管理与劳动就业挂钩，劳动力流动受户籍管理体的制约，是我国城镇就业制度的一大特色，以至于在计划体制时期，没有本地城镇户口，就没有就业资格。八十年代以来的“民工潮”和“下海热”，实际上反映了不可逆转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城市化和一体化趋势，推动着户籍管理体制的改革。但是，“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投资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地方利益扩张动机和属地行政管理职能，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地方利益出发，必然采取有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优先就业的政策，在外来劳动力就业竞争压力下，往往采取规定禁止外来劳动力从业的职业种类、提高外来劳动力的就业资格标准、收取额外管理费用等做法，从市场公平竞争原则来看，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就业歧视”，维持着“内外有别”的就业格局。
总之，上述从不同角度分析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现象，实际上是交织复合在一起的，主要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劳动力自身的职业素质差异，这既是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先天与后天的差异，又是现代社会分工的结果，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将长期存在。二是体制因素，主要表现在劳动人事、户籍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与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二元市场不同，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二元结构，主要是计划体制惯性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的结果，呈现出“内外有别，公私分明，公开地下”的劳动力市场二元格局，这就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加强政府有效干预加以解决。
三．加快劳动力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建议
据专家估计，我国“九五”期间直至2010 年，劳动力供大于求且素质不高的状况持续存在，不可能根本改变⑤。劳动力二元市场的存在，不仅影响着劳动力合理流动和公平竞争，而且会形成多种结构性失业现象，加剧我国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促进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从现在起到201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初步建成的关键时期，市场机制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政府作为劳动力市场的调控者和监管者，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制定劳动力市场化导向政策，着力解决目前劳动力二元结构的问题。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对在业的劳动者，既要加强岗位技能培训，提高其现职技能素质，还要以终身教育为目标，致力于优化素质结构，开发潜能后劲。对下岗失业的劳动者，强化应用技能培训，培养其转岗改行的能力，实现较高起点的再就业，防止因低素质简单再就业，不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进步的要求，形成新一轮失业。对新成长起来初次就业的劳动者，要通过就业预备制度，使其既有基础扎实、知识全面的科学文化水平，又获得适应社会需求、发展潜力大的职业技能，增强择业竞争能力。
建立和完善职业分类制度，实行就业（执业）资格考试和认证制度。通过规范执业名称和工作内容，划分职业技能等级，确定任职资格标准，使职业类别与等级相对固定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分析和清理目前就业资格考试和认证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和改进考试的内容与形式、认证程序及管理体制，兼顾职业发展的前瞻性与职业管理的可行性，逐步提高就业资格考试的社会化水平和开放竞争程度，在资格认证上强化筛选淘汰机制，加强动态管理。
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打破束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各种身份等级制，促进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充分流动。政府劳动人事部门通过机构改革和智能转换，重点解决好就业资格考试和认证、劳动合同监管、劳动人事档案管理、就业供求信息服务等问题，鼓励和引导国企下岗职工和机关分流人员向非公有制企业流动。逐步淡化城镇常住户口优先就业和对非城镇常住户口限制就业的政策取向，最终形成劳动者凭身份证和职业资格证就可以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就业新格局。
明晰劳动力产权，建立劳动力流动与使用的补偿机制。劳动者职业素质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国家（政府用于国民教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支出）、用人单位岗位培训、劳动者本人及家庭多方投资开发的结果。投资者是劳动力产权的所有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和个人对劳动力资源开发的投资比重正逐步增长。但目前，劳动力产权尚不完全归个人所有。在劳动力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以劳动者个人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自由流动，会使国家利益、原用人单位的利益受到损害，是一种无形资产流失。因此，必须明晰劳动力产权。一方面，肯定和维护劳动者对自己劳动能力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另一方面，承认并量化国家、用人单位对劳动力资源开发的投入，规定劳动者以货币或劳务等方式，补偿因自由流动给国家和原用人单位带来的利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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