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彝的出洋经历固然奇特而少见，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将出洋经历记录成书——《航海述奇》则更为罕见，据他在书的“凡例”中说：“是书本纪外国风土人情，故所叙琐事不嫌累犊连篇”。善于观察而且勤于记录的张德彝为后人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航海述奇》（共八部，该书第七部今已不存；除第一、二、三、四部的全部及第八部的部分在晚清刊布外，其余均系1996年首次刊布），成为研究当时中外关系及其他相关 问题 的宝贵史料。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八种，如同他本人的谨小慎微、朴质无华，以平实语气记录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文如其人。从现存稿本看，共78卷约二百多万字，涉及欧洲各国的诸多方面，内容极为丰富。
除《航海述奇》之外，张德彝又编著了《英文话规》（ 英语 语法，1895年）、《宝藏集序》，以及未刊稿本《醒目清心录》（六十卷）、《中外百年历》（不分卷）等。有关张德彝个人传记的资料还有民国年间刊行的《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张德彝去世后的荣哀录）、稿本张德彝年谱等。
从张德彝《航海述奇》来看，他在出使欧美（英、美、法、德、比、西班牙等国，尤其是英国）前后四十余年（1866－1906）的生涯中，与当时中外各界诸多名流有不同程度的往来，包括美国政客蒲安臣（A.Burlingame，1820－1870 ）、法国汉学家儒莲（S.Julian，1799－1873）、俄国汉学家孔琪廷（C.A.Skatschkoff，1821－1883）、德国地 理学 家李希霍芬（F.Richthofen，1830－1905）、军火商克虏伯（A.Krupp，1810－1887 ）、英国军官戈登（C.G.Gordon，1833－1885）之类的各色人等。其中，张德彝与晚清、民国藏政要员联豫及陈贻范的交往，对于藏区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关系密切。
二、驻德大使随员张德彝与联豫的交往
联豫，字建侯，满洲正黄旗人，原姓王，生卒年不详。初为监生，驻防浙江，曾随晚清洋务派干员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联豫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受谕命，“四川雅州府知府联豫著赏给副都统衔，作为驻藏帮办大臣，照例驰骚前往”，成为晚清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驻藏，兴办“新政”，兴革良多，如编练新军、开办学校、发行报纸、新铸钱币等。
联豫在藏“新政”，基本上系仿自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然，实与他出使欧洲国家的经历有关。薛福成之出使英法等国，奏带参赞、随员等多人，其中之一便是联豫。对此，张德彝《航海述奇》有相关记载：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八日（1890年3月8日），他记道：“新任驻扎英、法大臣薛叔耘星使福成驾法公司‘伊拉瓦的’轮船于前日抵马赛，明日到巴黎”；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十日（1890年3月30日），他记道：“闻薛星使留驻法国者九员，为陈敬如（季同）、吴挹青（宗濂）、顾廷卿（锡爵）、承伯纯（厚）、联建侯（豫）、世益三（增）、左子衡（运机）、张让三（美栩）、郭稺良（家骥）”。
联豫作为驻德大使随员在欧洲国家的活动情况，向来所知甚少。张德彝《航海述奇》的相关记载可作一些补充。张德彝第五次出洋系随清朝驻德大使洪钧出使德国。光绪十三年五月三日（1887年6月23日）受谕命，直到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1890年9月9日）卸任。其间的1887年10月29日张德彝随洪钧在上海登船，12月3日到达柏林；三年期满后，于1890年9月29日由柏林返程；9月30日到达巴黎火车站，下车时驻法使馆人员“承伯纯、黄伯申、联建侯（豫）、顾廷卿（锡爵）、世益三（增）及郭秋萍（家骥）诸君以车接”，之后张德彝前往驻法使馆拜访了陈季同、潘景周等人。此后几日，张德彝在巴黎重游旧地，联豫大多相伴，如10月1日，联豫约张德彝“在凯歌路之智慧阁看圆画，即前于同治丙寅所看之涨眼画，洋名‘巴呐拉玛’也”，所谓“巴呐拉玛”即首任驻英、法大使所谓的“巴罗喇马”，系全景画堂（又称回转画，Panorama）的音译，张德彝第一次出洋时（“同治丙寅”，即同治六年，1867年）已在巴黎欣赏过；10月3日，“联建侯约（张德彝）登艾菲铁塔”（TourEiffel，即艾菲尔铁塔），“余等驾至第二层”；10月4日联豫、陈季同、潘景周等驻法使馆人员送张德彝上火车，前往“吕阳”（里昂）。此后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不再有联豫的记载。
三、驻英大使随员暨驻英大使张德彝与陈贻范的交往
陈贻范（字安生）系参加1913－1914年中国与印度“西姆拉会议”（Silma Conference）的中央政府代表，所谓“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就是当时英印首席代表麦克马洪（A.H.Mcmahon，1862－1949）同西藏地方当局的首席代表夏札·边觉多吉背着陈贻范于1914年3月24日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制造的；而流产的《西姆拉条约》之所以非法，系由陈贻范于1914年4月27日在条约上草签、最终拒绝正式签字有关，因为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草签只能证明条约文本是“作准定本”（第十条）；正式签署才能“表示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第十二条）。此外，陈贻范在会议期间，多次正式声明西藏地方是中国的一部分，英藏代表“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件，本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
陈贻范不是民国政府最先任命赴印谈判的代表，1913年3月底和6月，民国政府曾两度任命前清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张荫棠为赴印代表，由于英国的反对等原因而未果。后来提名陈贻范，英国才表示同意，陈贻范曾在驻英使馆任职多年，据称英方认为他态度“友好”，容易对付才表示同意。现时史册谈“西姆拉会议”时，往往对陈贻范的驻英使馆多年任职极少提及，间有提及也是语焉不详。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洽好有这方面关于陈贻范的详细记载。
张德彝与陈贻范的出身相同：二人均为同文馆毕业，以 学习 英文而入仕；按张德彝的说法：“国家因知翻译紧要，既代上官之口耳，即关事务之要危；既欲其充职，自当清其身家履历，于是在京设立同文馆，在粤亦设同文馆，在沪设立广方言馆，招考汉旗子弟，造就人才，以备有用于将来”。二人经历也类似：先是作为学生到欧洲去“增广见闻”，之后成为清朝驻英使馆的翻译，再升为随员、参赞，以后张德彝更做到了驻英大使的高位，登上了他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顶峰；二人均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正式签订或草签了重大条约：陈贻范于1914年草签了不具备拘束力的《西姆拉条约》，张德彝则代表清政府于1904年在伦敦正式签署了中英《保工章程》，这一条约没有给予英国人任何在华特权。
二人经历也有所不同：张德彝比陈贻范入学早，出洋游历及出使早，最终担任的职位高，而且出洋游历及出使的时间长，此外，张德彝与陈贻范共事时，张德彝担任的使职始终比陈贻范高，既可说是同事，又可说是上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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