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定金川战争钩沉

　　闰七月，乾隆皇帝接到讷亲、张广泗二人意见向左的奏疏。张广泗认为：“（大金川）目下已日食不继，将来必益无以为生，可以坐待其毙。……今冬明春当不难犁庭扫穴矣”。而讷亲认为：“我兵果能奋勇争夺数处，贼必内溃，然尚有不得不过虑者。贼巢食用果否至于匮乏，究难臆揣，而我兵攻剿以来，一无可乘之机，且卡撒、昔岭二路，尚系臣亲临督战，乃攻扑数次，未见得寸进，朝夕筹商，终无善策。迨至冬寒春冷，士气恐益不扬……如至冬间，尚然顿阻，似应减撤久役汉土兵丁，令留驻官兵时用炮击碉卡，则贼亦不得休息。俟明岁再加调精锐官兵三万，厚集军威，于四月进剿，则我兵丁足以分布直捣，扫穴犁庭最迟不逾秋令”。接着，讷亲又在另一奏疏中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来岁加调官兵，计增粮饷，需费数百万……若将我兵酌留万余名据守要害，相机随时用炮攻击贼碉，使之不得休息。其接壤土司，令各于本境自为防御，似狡寇亦能坐困。第久驻终非长策，若俟二三年后，再调集官兵乘贼疲困，全锐进捣，自必一举成功，此二三年内，或有机会可乘擒获贼酋，亦未可定”。同时，还奏告张广泗偏袒贵州籍将领，“其好恶每多不公，人心不能悦服”，且“兵虽四万有奇，分路太多，在在势微力弱……臣与督臣势难共事”。可见，两位主帅之间的分歧很大，对敌情的估计不一，对战略选择和战争进程的看法都不尽相同，以至有了很难共事的无奈表白；讷亲前后所奏不一，已是胸无谋略，方寸大乱，而且把劳师糜饷的责任全部推到张广泗的身上，作为经略，却似毫无责任可担，其原因则是 “与督臣势难共事”。

　　从乾隆十一年六月以来，金川用兵两年有余，兵至四万有余，耗银几及千万两，而对付不了一个方圆不过数百余里，丁壮约七八千的土司。乾隆皇帝对张广泗、讷亲完全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他决定惩办主帅，以震军威。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以“玩兵养寇，贻误军机”的罪名将张广泗革职，拿交刑部审理，令侍卫富成押解至京。十二月七日，乾隆帝御瀛台亲鞫张广泗，五天后，斩立决。十四年（1749年）正月，乾隆皇帝以“退缩偷安，老师糜饷”之罪，将讷亲缚赴军营，以乃祖遏必隆之刀斩首于军前。在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就命协办大学士傅恒署理川陕总督，前往金川军营，会同班第、傅尔丹、岳钟琪办理一切事务，务期犁庭扫穴，迅奏肤功。平定金川的重任就落在了傅恒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