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中有些精神原则即使是今天，仍然有值得参考与借鉴的方面。首先，“十字真言”是胡适的一大创造，一大贡献。他对实践中疑难问题的重视，对大胆假设的提倡，对事实证据的强调，对考证步骤的研究，对评判标准的阐释，都是有其精到之处，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具生命力。其次，胡适在整理国故中提出三原则：“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2]其中，他提出的“历史”、“系统”、“比较”方法仍是今天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胡适还注重功力与见解并重，实践与理论并重，材料与方法并重，文献资料与非文献资料并重，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学者仍富有启迪意义。
当然，实证主义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胡适在这样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就认为它是万能的方法论，也不能因为这种方法论至今仍有很多的优点，就去掩盖它的不足。胡适方法论的局限性和他的哲学基础有关，实证主义是与形而上学及非理性主义不相融的，故他的方法论不适合单独对本体、思辨、直觉、情感、思维等领域的研究，这点早在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出所 已经指出。胡适的方法论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理论依据，他所坚持的普适性和统摄性早已不得复存在，其论证方法基本上运用以归纳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而对强调公理的现代逻辑则未予重视。因而他的方法论基本上停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程序的严密语言规范性，研究的结果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客观方法的干扰而不精确，不适宜需要定量和数理分析领域的研究。
四、社会需要的推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康梁等人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最终归于失败。随着历史的发展，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革命可以使旧朝灭亡，新朝建立，但文化却不能简单的更新替代。要救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首先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则必须从影响了中国人民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开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言文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而白话文则被子认为是“穷门小道”。这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恰恰是封建尊卑关系的一种反映。直到五四运动前夜，这种八股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化界，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正常发展，且文言文晦涩难懂，而白话方则通俗易懂，更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宣传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必须要找到一种为世人都能接受的宣传方式也是必要的，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就从白话文打开了封建文化的缺口。而胡适则可说是当时提倡白话文的第一人，陈独秀就曾说：“文学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峰则为吾友胡适。”[33]
胡适认为，白话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在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记载，社会生活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文学自然也同时进化，不能自止，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他曾说：“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捉拿人了。”[34]可见，白话文运动已成为势所必然。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当时第一篇论文学革命的文章。在此，胡适鲜明地提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白话正宗说，他断言“然今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这正宗”。这可以说是对封建尊卑观念的挑战。此后胡适一直提倡用白话文来作新文学，而他自己可以说一直在身体力行，把这一观点付诸于行动。为此，他用白话作诗编为《尝试集》，为了让人们从心理上更易为接受白话文，胡适还写了《白话文学史》，在作《哲学史大纲》时也用白话文，并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第一次；此外，在写作方式上，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35]这就从行文格式和使用语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革新，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向学术领域推进的标志。
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事业可以说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赞成和拥护，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时代性的一种需求，而它的出现也影响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36]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整理国故”，而“整理国故”在当时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广义的文学革命时期，否定的精神友配了一切，使中华民族在学术上，在思想上完全失掉了发展的根据。于是使人们在五四时代和五四以前的时代之间，有了一个绝大的断层，把这两个时代完全隔开。而要弥补这样的一个断层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舍弃祖国的全部，完全借助于外国，努力于外国的新思潮，新生活，新精神，从而造成一个全新的国度。然而这在当时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力量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这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它割裂了文化发展的联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设法在那两个隔开的时代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造成一个统一发展的局面。这就需要在“输入学理”的时候，对国故进行整理，发掘出“国粹”，造成接受新文化的基础。这一方法，是很实际的，也是符合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的。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就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在哪里有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合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科学和哲学？”在其论文中他主张复兴非儒学派，认为“在这些肖像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胡适在国外设计的这一文化复兴方案，拿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来，在面对中国的断层时就自然的表现为“整理历史典籍，挖掘传统资源，发现传统价值”。但胡适并非是单纯地钻在故纸堆中，而是用评判的态度来整理国故的，“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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