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识的丰富，扩大了他治学的视野，也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新思想的汲取，延展了他治学的思路，也构建了他的治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便利法门。他所提倡的“输入学理”其实就是要输入西方的新科学，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在“整理国故”时他也主张“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上，要虚心接受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材料上，欧美日本学界有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最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胡适的学术成就也正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新知识。温公颐在《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就说：：“作者熟悉西方哲学史，他参照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整理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作者优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既掌握了古代的资料，又熟悉西方的哲学史，这样他就可以收‘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之功，比起那些只懂‘汉学’，或只知西方哲学史的人就优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也说：：“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中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容易多了。”
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没有方法指导的学术工作无异于“盲人骑瞎马”。有了方法，但没有丝毫科学性的也是不能指导学术工作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的指导是学术工作者取得成绩的保障；同时，它也给学术工作提供了迈向成功大门金钥匙。胡适在学术上的一系列的成就，正是在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胡适自幼便秉承了他父亲程朱理学的“遗风”，在以后的求学中又一直读朱子注的《四书》、《五经》，并且觉得朱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一方面，这使得他对朱子的“物而穷其理”的归纳精神有所取得与继承。朱子曾说：“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胡适自己也认为程朱一派“新儒学”的治学门径在于“他们把‘格’字样‘至’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24]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怀疑加以汲取与继承。朱子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25]后来胡适也主张：“做学问须在无疑处而有疑……”[26]
当然，胡适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方法的继承不单停留在“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归纳的方法上。他在观察研究中发现，程朱的“即物而穷其理”，虽有归纳的精神，但存在“一种被动的态度”。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恰好“这种自动的精神很可以补救程、朱一派的被动格物法”。随后，程、朱的归纳手法，经过陆、王一派的思想解放，便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27]这自然使胡适把视野投向了“清学”的重量级人物——戴震。
胡适对戴震这位徽州文化史上的先哲，乡贤很是推崇，不仅为他写传，而且讨论他的思想、学术。直到后半生，胡适还穷尽精力，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辨证，戴震及其“皖派”清学学术性格是考字义，辨名物，其学术个性是“由古文训以明义理”和“执义理而的能考核”。其中怀疑、辨伪、求是的学术精神则是与朱子之学有一致的地方。诚然，戴震及其“清学”的内在学术精神，本有对“宋学的空论的反动而起。戴震及其“清学”主要体现出的是治学的实证精神——重实证，尊重事实。同时，他们有“假设通则原能力”——“因物求则”。尤其是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胡适认为这是“清学”的真精神。
在西学中胡适接受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这些西洋现代学术思想的启发下，胡适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不再单向的了，而是双向的，互动的。胡适在晚年原口述自传曾回忆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督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28]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与中学双向互动来寻求两者的相通之处，从而逐步建构了他的科学方法论，亦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具有兼容并蓄，承先启后的开创性意义的方法论。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乾嘉学派’和西洋古僧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29]既指出了胡适方法的优越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既然是集大成者自有它的精妙过人之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几乎所有出类拔萃的学者，都受到过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陈垣、冯友兰等大师都在实证方法上作过探索，并有所创见。
胡适的方法和乾嘉考据一样，都比较注重微观研究。胡适曾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0]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重微观研究的方法，使得他在考证、辨伪、翻案文章，尤其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水经注》的考证，贡献颇丰。胡晓先生在《胡适中国改革思想述评》中写道：“今天的新方法论虽然很多，但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胡适的红学研究及以后的古典白话小说考证都是十字真言方法的示范，水经注、禅宗，道教等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方法的结晶。”[31]有的学者就据此认为他的方法只是适合微观研究，不适合综合宏观研究。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胡适在考证中做工的工作比较多，但他并不甘愿赴乾嘉考据学派的后尘，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思想史纲要》、《白话文学史》（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实验主义》、《新文学的建理论》、《中国禅学之发展》等，无一不是宏观研究力作，不能因为他最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通史和中国文学界通史的写作，就证明他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证明他的方法发现不了社会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方法的指导才使他在宏观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朱文华先生在《胡适评传》中认为，胡适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完成通史，但把他的论著综合起来，实际上“其本轮廓和线索勾勒出来了，主要的见解也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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