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六年的“新学”教育中，胡适仍继续坚持自习“汉学”，而且还特别“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及“宋明理学的书”。[10]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就对胡适“虽自幼进新式的学，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而大加褒扬，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这在他治中国哲学史中的大作用。
海外的七年求学之中，胡适是更注意中西古今兼修，力图在学问上融包古今，贯通中西。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与文学特别留心，他对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并留意将研究心得写成了文字，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坚实的准备。对裴 “崇有论”，范缜的“因果论”的认真检阅，对宋儒注经的公正评价无不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史自觉的留心考察。1914年8月，胡适在日记里还专门排列出了一个现代哲学研究系统的纲目。文学方面，他作了不少唐宋诗词的研究札记。他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主要见解已经相当成熟。他对白居易《与元九书》为代表的“文学实际主义”创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专门作了深入研究，由之生发出他的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学专论（见1915年8月18日日记）。
当然，生在徽州的胡适，不可能脱离皖学派对他的影响。朱熹、戴震、吴敬梓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对朱熹、戴震的崇拜使他懂得了宋儒理学，对吴敬梓的敬仰使他顿悟到了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些都是影响他后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此，本文的前后均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再作专门的论述。
胡适对于国学所取得的坚实基础无疑成了他以后治学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没有如此的基础他就不可能在治学中取得很高的成就。
二、新知识、新思想接受与丰富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如火如荼，气象峥嵘。这一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是胡适在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此时少年的胡适正闪烁着一对睿智的眼睛，拼命的汲取着时代赐与的思想文化营养。
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受到了当时“思想很新”的国文教员杨千里很大的影响。他曾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当时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无疑是有很大进步的。以后，这几个字几乎成了胡适终身奋斗的目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还用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作教本，而且出了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11]的很新颖时髦的作文题。这对于胡适思想上启蒙的影响可谓很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2]杨先生对于胡适，不仅传授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为其新思想、新知识的接受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读完赫胥黎《天演论》时，胡适的思想随之受到了震动，这震动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赫胥黎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实际上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这也为他以后注解、阐释与运用进化论思想，提供了知识养料。胡适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13]后来，正是由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合而为一种方法论。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正是这种“进化”思想的接受和大量新学理的输入，才使胡适能够写下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示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14]的。可以说，赫胥黎，达尔文的天演进化学说直接启迪了他的治学思想，使其能够从一个新角度、新手法对中国学术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产生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这一时期，胡适所读的书也开始由《四书》、《五经》转到《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上了。这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新书的广泛阅读一方面为他增添了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的思想。为其治学增加了“新源流”。
在胡适所读的新书中，对有他有深远影响的却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部著作使胡适“受了梁先生无穷恩惠”。[15]《新民说》诸篇文章历举了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之“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文化”，[16]鼓舞了他以后的求知之路中去寻找那高等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7]这本“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的学术著作第一次给胡适“一个学术史”[18]的见解。这对于胡适将来用历史的眼光治哲学史无不裨益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缺了的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也使胡适发了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19]可见《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不仅为胡适“开辟”了知识的“新世界”，也给了他一个新启示：治中国哲学史。正是因为有此时播下的“种子”才有“开山”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诞生。
七年的海外留学时期才算得上是胡适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胡适学习了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学习构建了胡适的知识体系，为其以后治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他对这些学科中最感兴趣的则是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曾师从哲学系的名教授厄德诺学习，与哲学系夏德教授关系也不错。胡适后来就跟随这位德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另修汉学的。这时胡适的中西兼学及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作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但为胡适所崇拜的，也是对胡适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实验主义作为美国式实践理论概括，强调以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20]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辨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它较之五四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失较之封建主义思进步的学说。用这种较之封建思想进步的学说来指导学术研究无疑会取得进展性的成果。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目就是一个证据。”[21]实验主义对于胡适，简直是贯穿他学术生涯命脉，是指导他学术活动的原则。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他后来也告诉人们他的本可以作为夸耀资本的文学革命，也只不过是“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运用”。[22]胡适的一生中，在思想、文化以及学术上涉猎了众多领域，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还起到了一种范示性变革的作用。这与他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23]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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