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我国高等学校所使用的中国通史教材，大多编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推进高等学校中国通史教学内容的改革，提高中国历史教学质量，1994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决定组织编撰中国通史新教材。当年11月10日，高等教育司发出通知，确定了本书主编及各分卷主编人选，并商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一、二、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四、五卷）出版。稍后，该司又确定由张岂之教授负责，另编一部中国通史教材，希望两部教材各有特色，供高等学校选择使用。现在，十年已过去，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历史》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而我们这部却迟迟未能问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着手编撰后，我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要写成一部真正具有新义的中国通史，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有太多的问题仍待深入研究。
　　通贯本书的“一贯之道”
　　众多前贤一再说得很清楚，通史的灵魂就在于“通”，除去贯通古今的“纵通”之外，还有汇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众多层面的“横通”。先前广泛使用的中国通史著作，将“纵通”与“横通”提纲挈领地融而为一者，多用所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或“历史进化发展内在法则”。然而，究竟何者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如何在中国历史演进中体现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考虑如何贯通与汇通时，不敢以为已把握或能够准确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只希望扼要而简洁地说明，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中华民族如何历史地形成，他们在不同世代如何利用历史形成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一边承继先前世代已形成的传统，一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旧的环境，从而使历史的中国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国，使历史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华文明。

　　基于此，本书的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活在现今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世世代代生息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部族、民族结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今天的中国人经由漫长岁月的种族混合、人口迁徙、社会变迁演进而成，不同历史时代，人们具有不尽相同的体态特征、社会文化秉性。除去精英人物外，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默默无闻地创造了先前各世代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他们的历史主动性与创造精神，在历史变迁中经常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尤其值得注意。中国人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汉族是现今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大的族群，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与贬低蒙、藏、维、回、满、壮等其他众多民族的地位与贡献。就汉族而言，也曾在历史进程中融合了众多部族、民族。自远古时代以来，生息在东亚大陆的各个族群彼此间建立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血缘的广泛联系，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共同开发了从黄河到长江，从黑龙江到珠江的广大河山，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因此，本书努力将构成现今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共同作为中国发展的主体，考察悠久辉煌的中国历史如何由他们共同创造。
　　其二，作为国家形态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现今中国，在历史上本是若干分别以自我为中心的地域性、区域性联系的政治实体，它们由于共同利益、共同需要而一步步发展为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起密切的全国性联系。“天下大势”虽然被说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其后，纵使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裂割据，却未能改变追求与维护国家统一这一强固传统。近代以来，中国虽屡遭列强侵凌宰割，经历一次又一次瓜分风潮与国土沦丧，但经过全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又不可动摇地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为此，本书将中国的国家联系、国家认同、国家制度及政治秩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作为考察的一个重点。
　　其三，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包含中华物质文明、中华精神文明、中华制度文明，包含中华各民族、各地域各具特色、各有其独特贡献的文化，包含早先的农耕文明、游牧—草原文明与山林文明，以及近代工业文明，包含按时间发展顺序依次形成的早期华夏文明、汉唐文明、蒙元文明、明清文明以及近现代中华文明等。考察中华文明，不仅要考察人们物质的及精神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考察人们各层面的社会联系、社会结构、社会变迁，而且要考察人们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创立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成文及非成文的制度，还有各种习俗、秩序，以及人们日常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抒情方式、行为方式。先前，人们很少关注生产的目的是消费，由此，也很少关注现实生活的生产。本书力求据此全过程、立体化地展现中华文明的全貌。

　　其四，中国的世界性联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互相交往、互相摩擦、互相渗透，从而共生共存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双向乃至多向的长时段的曲折运动。就全球而言，真正的世界联系是随着以西方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创建而开始的牷但是，此前具有始发性与原创性的几大古代文明早就互相接触，互相影响，而在这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惟一一个经历了漫长岁月而从未中断的文明，也是面对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创建的世界联系，既勇于开放又坚持自强不息地实现着自身创造性转化的文明，它有力地推动着既朝着全球化方向前进，又保持各不同文明广阔的多元发展空间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因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本书又一重点。我们深知，一部通史教材，无论篇幅多大，所能说明的问题总是非常有限的。它代替不了各种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各种各样的地方史志和人物传记。我们希望通过上述基本线索或称“一贯之道”，为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一种思路，一种思考框架，一种认识方法。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传统的划分方法，大体以中央王朝的盛衰兴替为标志，形成所谓“王朝体系”。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等阶段的划分，或分成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等阶段。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后，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历史分期在不少学者那里转变成以社会经济形态更迭为依据。然而，在人类发展史上，究竟存在过哪些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其社会经济形态及更迭的程序是否相同，更具体一些，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推进，是不是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地域。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社会是不是东方式的奴隶社会，由地主—佃农经济与自耕农经济构成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不是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即使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肯定性的回答，那么，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取代前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如此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从未取得令人普遍信服的共同结论。关于基本前提的意见已极难统一，历史分期便很自然地各执一说。仅以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时间而论，就有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东汉封建说、新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南北朝封建说等不同的主张，时间先后相差一千六七百年，每一说都振振有词。而所有这些主张，其实几乎都是据中央王朝情况立论，忽视了今日中国版图内中央王朝以外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对于中央王朝内部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也缺乏足够的估计。分歧如此之大，固然有资料发掘及资料诠释问题，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当是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推进的理论本身还很不完善，有待作出新的概括与总结。基于上述考虑，本书没有采用根据王朝兴替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没有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等时间概念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也没有径直按照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来划分历史时期。由于本书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中国和中国人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过程上，特别是作为族类形态的中国、作为地理与国家形态的中国、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国、作为世界联系中的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上，便以由这四个方面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质的飞跃与转变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转贴于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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