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同书卷四，又有游酢记录下的程颐议论“二南之诗”的一段话：

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

朱熹在点拨其门人读《诗》时，也肯定了程氏关于“《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的说法。

天下国家之法，以齐家之法为其出发点，推治家之道以治国。这一方面反映着理学家们谨守伦理纲常道德，治根本、“正君心”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着理想中“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南宋孝宗时，张栻进讲道：

古人论治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内，言治国必先齐家。须是如此，方为善治。[14](《南轩集》卷八《经筵讲义》)

理宗时，真德秀在讲筵进读《大学》“治国在齐其家”章之后，曾经写下一段手记，回忆当时讲论的情形说：

进读《大学》“治国在齐其家”章，奏云：“……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其理一耳。非先治家，后却旋去学治国也。”[3] (《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八《讲筵进读手记》)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四《家训》目小序中亦说：

人有常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必以齐家为本也。天子不能齐其家，则不可以化天下，……士庶人不能齐其家，则不能以化诲其子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齐家为第一义。

汉唐时期家族组织以小宗宗法为原则的例证很多 [7] ；宋代的“齐家之法”，一般而言，也是指“小宗之法”。在当时，践履“小宗之法”，维系宗族、普及教化，被视为“安万民”以至治天下的重要途径。与程颐处世态度大不相同的苏轼，在这一方面，却与伊川先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其《策别安万民二》中，苏轼说：

一国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今欲教民和亲，则其道必始于宗族。……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曰自小宗始矣。[15](《苏轼文集》卷八)

当时，士大夫之家注重“齐家之法”，是对于社会地位流动不居之总体背景的反应措置之一；帝王之家倡行家法，根本意义亦着眼于稳定家国。“自小宗始”的目的，不仅在于“保家”，而且在于使民“忠厚和柔而易治”，在于“安民”。

三

嘉祐六七年（1061—1062年）间，为兖国公主宅内臣梁怀吉等事，司马.光与杨畋、龚鼎臣等纷纷上言。司马光先后上《论公主内宅状》及《正家札子》，批评仁宗“曲徇公主之意，不复裁以礼法。”并且要求皇帝

仍戒饬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屡违诏命，不遵规矩，虽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几有所戒惧，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禄，不失美名。[8](《司马光奏议》卷八《正家札子》)

这真是直接且又具体地干预到皇帝的家事了。对于天子处理子女问题之原则的监督，在宋代相当普遍。

北宋一朝，凡遇皇帝年幼、太后听政之际，朝廷中的官僚们总是紧张而小心地注视着内廷的动向。元祐年间，朝野以熙宁时期对于“祖宗法度”的冲击为鉴戒，应该说，是赵宋历史上“本朝家法”受到最为严密关注的时期。

元祐五年（1090年），就哲宗纳后事，范祖禹上疏于太皇太后高氏，说道：

本朝太祖皇帝以来，家道正而人伦明，历世皆有圣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来，未有如本朝之家法也。……惟陛下远观上古，近监后世，上思天地宗庙之奉，下为万世子孙之计……

在章奏的最后部分，范祖禹又驳斥所谓“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说云：

进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自古误人主者，多由此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无不可预之事，亦无不可预之人。[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一，元祐五年十一月)

由“陛下家事”而言及“本朝家法”，这本来是就“祖宗家法”的狭义出发的；但他旋即以“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的立论，将“陛下家事”推而广之，突出了本朝家法的广泛包容性，以此提醒皇帝：既为天子，即无私事可言，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自然要处于臣僚的目光及议论之下。

南宋绍兴三年（1133）四月中，高宗曾与辅臣议及哲宗皇后事，徐俯说：“宣仁圣烈皇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继万世之统。”[1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癸巳)尽管是说纳后之事，但还是明确与“继万世之统”联系在一起。

南宋淳熙（1174—1189）末年，光宗即位之初，诏职事官轮对，郑湜首先提出：“三代以还，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亲，二曰齐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经也。”[17](《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自皇族内部关系来讲“祖宗家法”，这大致是就其狭义而言。

宋人所谓“祖宗家法”，尽管经常涉及处断皇族、宫廷内部事务之准则，但也必然会涉及到皇帝乃至皇族面临的各类中外之事。它既不同于学术、技艺传承中分别门户、世代谨守之“家法”，也不等同于一般家族规范内部行为、约束礼法门风的“家法”；即便是有关遴选后妃等类事宜，也不被宋代的士大夫承认为单纯私秘的“陛下家事”。

在宋代的臣僚们看来，就其根本而言，“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礼之源，而君道之立则又天下大义所由定”；他们同时强调“天子之孝与臣庶不同”，“欲报先皇之大德，则继志述事所当先，衰麻之数、哭踊之节其次也”， [3](《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对越甲稿·召除礼侍上殿奏札一》)从而在肯定其一致性的前提下，拉开了“天子家法”与“臣庶家法”的距离。

当年范仲淹对仁宗所说的“陛下家法”，即不仅包括维系皇族“家事”、制约姻戚关系的法度，又包括处理“时政”的原则。庆历中，当朝廷上议论到所谓“山泽之利”的问题时，仁宗表示：“山泽之利当与民共之。”辅臣丁度立刻说：

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尔。[18](《清波杂志校注》卷一《祖宗家法》)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