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考古发掘中屡屡见到的“妇人启门”（或者“妇人半掩门”）形象，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综合分析其寓含的可能解释。目前的一些推想，一方面使我们意识到研究者具备社会性别史视角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对于考古资料进行“解读”，不能限止于个别画面的艺术赏析，而需要考虑出土物之位置关系、“图像程序”（Pictorial Program）、享用需求者或设计者的文化背景、思想传统等诸多因素 [３６] ，“解读”物品、图像背后的关联。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完整地认识出土资料所传达出的实际讯息。
参考著述目录：
Bloch, Marc: The Historians Craf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Peter Putnam, reprinted 1992；周婉窈中译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
穆舜英：“吐鲁番出土文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和影响”，《吐鲁番学研究专辑》：页3—6，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1990年。
侯灿：“解放后新出土吐鲁番墓志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页563-61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柳洪亮：《吐鲁番新出土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1986年新疆吐鲁番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2期。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
《新疆考古三十年》,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图版本，文物出版社。
《唐律疏议》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龚铣泽译本，中华书局，1984年。
——“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にっぃて”,《中国古代的の法と社会》，汲古书院, 1988年。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
朱雷等：《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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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贵：“汉代妇女的名字”，《新史学》七卷四期，1996年。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
高彦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近代中国妇女史》第3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5年8月。
[１] 参见Beverly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 Kinship, Status, &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p.12-24.
[２] 见拙作“Women in Turfan during the Sixth to Eighth Centuries: A Look at their Activities outside the Hom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1999
[３] 根据我们的观察，唐代前期夫妻合志的情形较多，后期渐少。参见许曼：“唐宋女性墓志铭研究——以形制为例”，2000年唐宋妇女史课程作业。另外，有些墓志铭，写于妻子去世之时，形式上为妻子所作，但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其逝世在前的丈夫的。例如王欢悦妻麴氏（Ast.IX.1.03）与张雄妻麴氏墓志（73TAM206：75）。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显示出性别差异带来的偏倚，同时通过对其内容的比较，也使我们注意到墓志所带有的时代印痕。
[４] 今存新疆博物馆的一方红地墨书墓砖，是当地纪年最早（章和七年，公元537年）、叙事最简略的女性墓表之一，其中记载了墓主丈夫的官职与姓名，却没有提及她本人的名字、乡贯及去世时的年龄。 [４] 同一时期中的男性墓表，存在两类情形：同在章和七年的张文智墓表，履历详尽，郡望、卒年记载清楚；而次年的朱阿定墓表，则有其官职、乡贯而无卒年。
[５] 例如，出土于阿斯塔那110墓的高昌延和六年（607年）张沂子妻高氏墓表与出土于504号墓、去世于608年的张叔庆妻麴氏墓表。
[６] 这几位夫人全部出身于大族：如敦煌张氏、敦煌宋氏、张掖袁氏、张掖巩氏及扶风马氏。
[７] 这20位墓主中，11位出自高昌大族麴氏。
[８] 马克·布洛克：《史家的技艺》，周婉窈中译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页62。
[９] 例如，其中一简（EPT40.17）书有“毋伤队卒陈谭”之“妻大女捐年卅四”等字样 [９] 。当时这一词语，可能是指年龄及“丁”的成年女性或已婚成年女性。
[１０] 《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律》首条疏议即提及“若户内并无男夫，直以女人为户”云云，见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31, 1983年。
[１１] 唐代前期的吐鲁番，国家正税的主要部分“以丁身为本”征敛，但也有一些杂税是不考虑“丁身”而以“户”为单位征发的。
[１２] 与此相关，有一个值得对比思考的现象：吐鲁番妇女的墓表、墓志中，多以“某人妻某氏”相称，而较少说到她们的名字。在唐代的户籍登记制度中，家中有男性户主时，作为妻子或母亲被载入的女性，一概只录姓氏而不见其名；而户籍中所登载的女儿们都是有自己的名字的。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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