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唐宋时期女性在门户内外的活动

墓室环境寄寓着墓主对于阴世“生活”的期望。作为审美对象，女性形像有助于渲染柔和温馨的气氛。姿态委婉的妇女与刻划细致的门互相映衬，增添了阴冷的墓室之生活气息与温情美感。但这尚未说明将女性形像与“门”连结起来之可能的寓意。

如果我们把视野展开更远，不仅仅局限于一面面砖雕、一幅幅壁画，而将该形像置于墓葬的整体情境之中观察，即不难注意到，宋代墓葬中的“妇人启门”形像虽然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有一特点几乎无一例外，即多位于墓中正对墓道的墙壁（通常是墓室的北壁），而在多室墓中，则居于后室后壁。宿白先生提出：

此处装饰就其所处位置观察，疑其取意在于表示假门之后尚有庭院或房屋、厅堂，亦即表示墓室至此并未到尽头之意。

并且引证时人创作的词曲、卷轴，指出妇女倚门的形像在宋代颇为流行，被认为幽美动人。 [２５]

这一解释，无疑极具启发意义。从对于位置关系的分析入手，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假门”实际上指喻着通向后院的门径。但它未能进一步阐释，为什么暗示“庭院深深”的“假门”背后，露出的一定是女性形像；亦未明确指出，为什么女性“倚门”会被认为“幽美动人”。

以位置关系较为清楚的墓葬布局为例，位于内室后壁的假门实际上是指代通向内院的“中门”，则隐现于其后的人物，无疑应是居处于中门之内的。而终日活动于其内，“无故不窥中门” [２６] 的，正是宅院中的女性；代表内院之人在门侧显露身影的，当然也应该是女性。女性“倚门”之所以“幽美动人”，正是因为处于深宅大院之中、行动优雅幽秘的女性（主要是上层女性）很少跨出家门，甚至不常得到自门户中露面的机会。这种若隐若现，正是吸引无数文人墨客之处。在妇人“启门”“闭门”“倚门”的艺术形像中，年轻娇好的女性 [２７] 身不离“门”，被“门”限制约束，正具有宣示女性活动于门墙之内的意味。

这一艺术形像的寓意，与儒家礼教有关。被要求“正位乎内”的女性，通常被规范于内室、内院，被联系于“闭户”“阖扉”之类行动 [２８] 。《周易·系辞上》即有“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的说法；《礼记·内则》中，亦规定了两性“内外有别”的行为空间：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北宋中期，司马光所作《书仪·居家杂仪》中，更强调了“凡为宫室，必辨内外”的重要性：

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掩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
男子夜行以烛，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大故谓水火盗贼之类），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盖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门，亦必掩蔽其面。

这段脱胎于《内则》的说教，特别突出了宅院“中门”的意义，刻意雕凿着男女、内外之间的距离感，令人凛然。

对于女性与“门”具体直接的关系，儒家经典中屡有提及。《仪礼·士昏礼》有云：“（婿）见主妇，主妇阖扉，立于其内”，郑玄解释“阖扉”说：“阖扉者，妇人无外事。扉，左扉。”宋李如圭再释为：“左扉，东扉也。〈士丧礼〉：‘卜葬日，阖东扉，主妇立于其内。’《春秋传》曰：‘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 [２９] 这里的“扉”，应指厅堂内室而非后院之门；但这种仪制所强调的，同样是“无外事”，“不出门”、“不逾阈”。看来，对于“妇人启门/阖扉”的塑造，旨在刻画谨守礼制、不逾内外之限的女性形像 [３０] 。

不过，出土文物中展现的“妇人启门”形像事实上多彩多姿。不仅或开启或关闭，或左扉或右扉并非一致，她们相对于门的运动也是或出、或进、或窥探，而不拘泥于“足不逾户” [３１] 。此类创作一方面不离传统规范的框架，反映着“女无外事”的理念；另一方面画面人物又不固守于门内，或多或少反映着丰富多样的实际生活。因此，这类艺术形像，又并非对于儒家礼制的简单图解。

妇人启门形像在艺术世界中的多样化，所表达内容与儒家经典文献的吻合与差异，可以说，是现实社会生活牵动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门户的“内”与“外”之界限难以简单断截，“内”“外”空间历来密切关联而非彼此绝对排斥 [３２] 。对于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妇女们）来说，家族门户之“外”与“内”虽然界限清楚，却并非不可逾越。这事实上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个人意愿，而取决于家庭生计的需要与社会经济的强制推动作用。

三、略谈避免对于考古资料的“误读”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通过对于不同类型个案的研究，追求非个别的综合性认识；对于考古资料的运用，也要充分考虑其所能够提供的“综合信息群”：从器物、图像的个体存在到其群体关系，以及所处位置、周围情境所传达出的信息。

阿斯塔那高昌虎牙将军张师儿夫妻合葬墓（86TAM386）的发掘报告中提到二人的安葬方式，说“男尸在里，仰身直肢；女尸在外，屈肢葬，侧身面向男尸” [３３] 。葬式背后可能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屈肢葬”显然值得注意。“解读”这一葬式，需要考虑其它相关资料与所处的整体环境。1996年，在考察吐鲁番发掘现场及出土资料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尽管两性随葬物品内容有所区别，但其丰厚程度的差异主要是不同墓主的等级身份、贫富状况带来的；从墓葬的综合情形看，性别歧视似不居支配地位。而从该墓的墓志记载来看，张师儿死时72岁，其妻则死于99岁。这位夫人很可能因年迈佝偻而只得侧身屈肢入葬。

这一事例使我们想到，即便是进行客观说明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描述中或许也会寓含主观判断的倾向性色彩，构成为潜在的解释前提。只有将个别的发掘资料置于其原本所处的情境之中，结合其它资料综合认识，才能最大限度避免“误读”的可能。

白沙宋墓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发掘资料，但是，如果不注意到“妇人启门”形像在墓室中所处的位置，不联系流行于时人理念中的相关内容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