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二、为什么会存在“问题”
 
　　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为什么会存在问题？归结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1、文化人类学的出现和产生背景使其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2、文化人类学的材料、所研究和考察的对象、现象都来自现、当代土著居民、边缘民族，尤其是西方人类学家主要考察和研究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澳洲、大洋洲土著等，他们一般都没有发达的种植农业，相应地关于天文历法和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就相当欠缺、落后（而消亡了的古代印第安文明如玛雅文明则不然），这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范围方面的一个重要缺失；3、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时空差距。这三个方面其实是互相联结的。以下分别作一些说明：
 
　　1、关于“西方”色彩
 
　　文化人类学的思想、方法自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和产生以来，到中国接受它时虽然其间产生了各种流派、出现了不少很有影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及其相关的理论、方法，文化人类学看起来是一个很成熟的学科、是研究古代人类历史文化的一种有效方法，但它仍然是一种“西方”的东西，这个“西方”包括西方价值观、西方中心观、西方人对于土著居民、落后民族（相对于西方工业文明而言）的优越感以及西方人的或许并不适用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等。美国人类学家卡尔弗顿说：“人类学的生长和演进论的发展密切地联合在一起。两者如不曾互相帮助便不能有大进步，两者的发生都表示19世纪的一种趋势：即以现在为准，而解释前人的观念，判断以前的制度”，而中国现今接受和运用的正是以摩尔根为象征的主要属于演进论、演进派的东西，如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历经“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阶段论，以及斯宾塞、泰勒、弗雷泽等人的论述和观念。因此卡尔弗顿下面这一段话大略可以借用来表达笔者的意思：
 
　　“人类学的起源，便是在这种文化环境里头。使演进论成为新知识力的那些经济因子、社会因子也同样使人类学成为演进论的附属物。演进论于是成为人类学的基本结构。自1871年泰勒的《原始文化》出版后，19世纪人类学的历史，便是应用演进论以讨论人类的过去；应用时必牵连及于19世纪的‘价值’（译者林惠祥按：似指文化），而这种价值常指维多利亚时代的。换言之，那时人类学家的研究原始人类，不是要寻究他们是怎样的，而是要证明它们所推想的原始人类应有的状态。他们不自觉其错用了演讲论，以为19世纪文明的‘价值’既然超过其他‘价值’而生存，自然是道德上进步的最高点。于是他们便要在原始生活中寻出最低等的行为来。他们在不自觉中，把自己的理智，高置于原始人类之上。在这里，是整个心理都在这样活动着，不止是科学上的一种错误。这种心理，是由于19世纪巨大的物质进步和将要完成的新意识的武器所养成的。这种心理，使那时的人类学家不能如其真相地运用事实和解释它。他们的研究原始人类象猜谜一样，多方改变事实，以求解决他们急于要寻出普遍的演进定律以解释人类怎样由粗陋的原始时代进到精美的19世纪文明。这些人类演进派的人类学家受了摩尔根的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