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用于研究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西亚这些代表人类古代社会和文化主流的文明、文化会存在问题（或较多的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人类学从内涵到外延、所拥有的观念、所依据的材料，都与这些“主流”无关（以前的学者认为它们是相关的，那只是一厢情愿，只是一种“认为”，因为文化人类学关于原始人、原始文化的认识和观念，完全不是来自于对这些“主流”的古代文明之研究）。虽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所考察、研究之美洲印第安人土著与古代印第安人文明（如玛雅文明）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在人种、文化上有直接和承继关系，但二者也不是同一回事，不能对等。古代印第安人文明衰落后，“文明”的基本构成、核心成份即不存在，后来（16世纪）又遭致西班牙殖民者的进一步毁灭，人类学家所考察的印第安人土著社会和生活与古代印第文明本来就不是一回事，虽然其间会有共同的、相通的因素。上面所言林惠祥、冯汉骥、李济、张光直诸先生均认识到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材料、方法的局限性、有限性及其用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时的“参考”地位，其
时尚未意识到本文所说文化人类学中“关于科学文化的缺失”问题，因此在笔者看来，文化人类学用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史前历史文化研究，其作用和意义应不会超过他们的估计和认识。
研究古代文化的学者常常引用一些没有数学知识的民族学材料，如“有许多民族没有数字，有的民族数字也很不完善。美洲、澳洲的许多原始部落，数字不超过5，超过了这些数，只能说‘很多，数不清’。中国的鄂温克和鄂伦春族在过去登记驯鹿时，没有一家能说清自己养的头数。阿比朋人狩猎野马归来，不问‘捉了几匹马’，而是问‘打到的马占多大地方’……”[92]。如果将这种民族学材料用来观照上述人类古代文明的“主流”，那就完全是一种错位，但以前的学者却常常是这样做的，如何星亮先生对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存的认识即是如此[93]。因为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材料中没有“科学文化”这一块，美洲、澳洲、大洋洲土著以及其他边缘族群、原始民族中一般都没有起码的天文历法知识和数学知识，所以中国新时器时代也不该有这些东西，这种逻辑和推论显然应该寿终正寝。我们常常将巫视为古代特别是远古时期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将古代拥有知识、文化的人叫做“巫”，认为古代科学文化就是由巫师集团创造的。可是根据民族学资料，“巫”就是一些精神病人、发过疯的人：西藏墨脱县达木乡珞巴族跳神的巫师入选的条件之一就是其人发过疯；在彝族中，一般都是因患某种疾病或自以为是另一死去的跳神的人灵魂附体，胡言乱语、狂跳不止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巫；黔南水族人的女巫也就是经常患病、梦遇死者灵魂附体而出现疯狂症的女子；壮族的巫婆一般也是发过疯的
农村姑娘，能够胡乱说话的人。运用这样的民族学资料去推论原始民族、原始文化，自然得出“女子为巫可上溯至母系制时期，她们在仪式中的颠狂发作与原始民族的思维形式本出一钵”、原始民族是“以精神病人为巫为部族精神的权威”、中国所有的民族文化最原初的状态跟世界所有的民族一样，“它们共同的源头是原始宗教文化”[94]。这个意思即是说，所谓“人文始祖”之类不过疯人而已，人类文化、文明的产生不过疯人胡言乱语、狂躁乱跳所得，真是匪夷所思！
费里曼认为：以当代残存的仍过着采集狩猎生活的群体，对远古人类情况进行直接类推，是必会将远古事物导入歧途。因为天出土文物所体现的其相适应的制度下的文化行为，与当代残存的这类群体有极大差别。马丁·沃斯特认为：今天残留于世界上的原始民族，其居住地仍局限于一些小地点里，其所受到的局限性，大大超过更新世古人群活动的地点，以残存于当代的一些原始事物，对远古类比并进行复原，势必会造成以点代面、以残代全，极容易造成歪曲的考古记述[95]。笔者完全同意这两位外国学者的观点，只是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理由：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西亚、古代印第安文明，它们都有成熟的种植农业，因而都有较成熟的天文历法知识，有对“天”和日月星辰的认识、信仰以及初步的数学知识，这些东西构成一个文明的灵魂和根，一般的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资料与此判然有别。
注释：
[1]如《现代汉语辞典》对"神话"的解释（2002年增补本），《辞海》"神话"的解释（1980年缩印本），《简明社会科学辞典》对"神话"的解释（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2版，788页），《文化学辞典》对"神话"的解释（覃广光、冯利、陈朴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579页）。
[2]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序，商务印书馆1991年2月第2版。
[3]摩尔根著《古代社会》上册1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6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5]《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62—56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6]任式楠《公元前五千年前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几项主要成就》、《考古》1995年第1期；任式楠、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考古》1999年第9期；赵志军、袁靖《植物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18日考古版。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
[8]转引自摩尔根《古代社会》16页注，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9]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121—122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2月第2版。
[10]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著《中国原始文化史》170—171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张之恒《试论前陶新石器文化》，《东南文化》1985年第1期；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1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4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12]《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46页、154页、220页、60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13]《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6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1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7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15]李建毛《中国早期制陶与原始农业的共生关系》、《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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