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自身具有过浓的文人气质，缺乏必要的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同时他主观上存在着“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并且客观上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以上因素致使他在大革命中犯下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陈独秀身上，较多的暴露了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他的身上色彩太单一，当他的角色位置发生变化后，他的主观情绪、言行举止却不能立即转变过来。他以思想启蒙者的身份从事政治领袖工作，这注定了他非失败不可。”[28]（P192）
陈独秀也缺乏一种政治家的韬略和胆识：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中打点折扣而不让其察觉，在支持党内同志的某些强硬做法时而不在国民党面前流露出半点声色。可惜，陈独秀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
就陈独秀的个性而言，他性格倔强，清高自负，还略带一点封建家长的习气。不过，他有是一位心地纯洁、表里如一、学究气很浓的人。他不善于耍权术。在党内，他虽年长，曾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叱咤风云的战将，但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他却是一位幼稚的孩童。
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单责任主要不得于他“幼稚的理论”，而在于他“幼稚的斗争策略”或“幼稚的领导艺术”。
陈独秀既是一位给人以雷电般刺激的思想启蒙者，又是一位被历史推向前台的政治家；既是一位冲锋陷阵的勇猛斗士，又是一个政党的领袖。复杂的中国社会赋予他以复杂的使命。作为前者，他的才华得以充分表现，成为耀人眼目的明星；作为后者，他常常力不从心，勉为其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选择了他，很快又抛弃了他。如果在正常的社会机制里，这本属正常，然而他却生活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因而他的结局就带有更浓的悲剧色彩。
从个人角度来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是其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革命的失败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当今史学界所公认的。
构成陈独秀这一错误思想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他本人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从主观上说，“陈独秀在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还保留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带有旧知识分子的气味和封建家长制的作风，从而产生了或多或少轻视人民群众巨大作用的思想，特别是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29]（P329）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的旧民主主义观点没有适应新民主主义的客观现实而改变，从而导致了他对中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由此得出了中国革命前途的错误结论。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对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而陈独秀在这方面做得却不够，终于使他的错误思想不断恶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从客观上讲，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不长，党的理论水平还不高，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幼稚不足，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的认识。二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前面我已提到过，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得最集中。陈独秀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对国民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方面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乃至有错误的，但正是由于他对革命的认识接近并受影响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才发展成右倾错误，在党内形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我们说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形成与共产国际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
总之，通过剖析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大革命后期对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及二次北伐等问题上的具体主张、做法，探讨出现一系列失误的内在原因，我们不难认识到：在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的决策往往都受到共产国际权威的指导和制约。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它向中国派去的顾问代表们是其政策方针的直接执行者。因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居领导地位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他错误路线的形成、执行，与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华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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