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在原因
以上主要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二次北伐和危急关头四个方面论述了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大革命后期的相互关系及所犯的错误，下面将探讨一下错误所产生的内在原因。
（一） 共产国际是“老子党”，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苦力”，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导致了决策上存在着不切实际性，执行上缺乏独立灵活性的弊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却又是合法的规范之中。这种关系使日后的大革命失败潜伏着隐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有义务遵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违背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而另搞一套，这是共产国际纪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每当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意见不统一时，最后都是以中国共产党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统一起来的。
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对于中国社会及各阶级相互关系的认识不足，在关于如何保持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独立性，争取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如何发展共产党独立的武装以及进行土地革命等重大问题上，是存在着错误的。这些错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形成，应该说是有直接关系的。
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阶级力量对比悬殊造成的，陈独秀本人有右倾错误，但“万方有罪予一人”是不公平的，陈独秀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共产国际来承担，“如果当时不是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或者没有陈独秀的错误，大革命的失败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19]（P37），而且恰恰是陈独秀对当时共产国际“老子党”式的瞎指挥，对当时群众运动中确实存在着的乱打乱杀的严重“左”倾错误等都进行了抵制和反对，这是有很大功绩的。不过，他的抗争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对其加以肯定。
（二） 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实现北伐胜利，殚精竭虑，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又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最终没有能够挽救濒于失败的革命。
共产国际代表们的策略有两大致命伤：一是倚重国民党、轻视共产党；二是代表们策略之间的相互矛盾。这两大致命伤不是哪个代表才疏学浅所致，而是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自身困惑。[20]（P89）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进入紧急时期，全国政治局势由南北政府对峙变成武汉、南京、北京三足鼎立。面对新的形势，中共党人应采取何种斗争策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中国指导大革命的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的主张发生了很大分歧，为此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当时的革命策略，从而对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鲍罗廷与罗易的分歧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是对第二次北伐、土地革命和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上。
早在1926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的七次全会上，就曾作出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其中心思想是既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又要保住统一战线。
“保全统一战线与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举，共产国际给中共出了一道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21]（P189）
共产国际的难题首先难住了派往中国的代表们。鲍罗廷为保全统一战线不得不放弃土地革命。鲍罗廷的主张是：要倒蒋就要把国民党左派留在统一战线里，而要留住国民党左派就不能马上开展土地革命。鲍罗廷的用心良苦。
1927年初来华的罗易却力主两全其美。罗易批评鲍罗廷的主张“立即北伐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这等于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无产阶级，背叛那些经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得胜利、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群众。”“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意味着我们在整个战线放弃自己的阵地。”[22]（P235）
罗易的论述是有道理的，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执行办法。蔡和森对此有这样的评价：“罗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贵的，只可惜没有出办法，每次开会都象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以我看来，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23]（P135）
罗易的主张虽正确但没有实施办法而遭到鲍罗廷和中共党人的反对，从而陷入绝望的境地。罗易赴华执行监督一个充满矛盾的决议，且赋予他“很小的权力”，使他“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24]（P58）这是共产国际的政策给罗易带来的悲剧。
代表们的窘迫也就是共产国际的窘迫。但同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矛盾的，但有时权威的。
大革命紧急时期，鲍、罗之间在中国革命策略问题上的争论，从本质上讲是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本身所含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罗易、鲍罗廷的主张谁也没有违背共产国际的总路线，是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总的格局内进行的。鲍罗廷为维护共产国际要求的统一战线，是不惜代价的；罗易为完成他的赴华使命，在呼吁中共推行土地革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他们回到莫斯科后，罗易曾要求与斯大林见面而遭拒绝，甚至险些丢了生命；鲍罗廷则被看作“是一个被打败者回到莫斯科的”[25]（P269），而受到嘲弄。
鲍、罗“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试图在离开中国数千里的地方，制定政策指导象中国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的革命，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冒险。”[26]（P54）何况是在大革命时期，时局瞬息万变，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时间的不允许，他们不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研究中国的国情。共产国际由他的驻华代表那儿得到的也只是些充满矛盾和令人迷惑的报告，而依据这些报告所制定的政策，有时还未下达，情况又急剧的变化了。这些指示有时含混不清甚或相互矛盾，就不足为怪了。中共党人“勉勉强强地跟在事变后面跑”[27]（P513），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罗易是共产国际首席代表，但他并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最重要代表；鲍罗廷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但他比罗易更能代表共产国际和苏联。以陈独秀代表的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两个共产国际代表的主张，于是动摇于鲍、罗之间而又倾向于鲍罗廷。这一政策就是对武汉政府充满幻想和追随武汉政府压制农民革命。在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动摇，表现为追随主张取消土地革命、向国民党让步的鲍罗廷，丧失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最后时机。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不仅没有集中革命力量，反而瓦解了革命，最终导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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