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众所周知，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xlvii]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说企业家腐败，政府官员就不腐败吗？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蠢行。
孙文号称发动过十次武装革命，其实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没有打倒腐朽的大清帝国。后者是被自己的三大错误打倒的。三者的背后则是专制烙印太深。可是，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11月3日清政府采纳公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却是中规中矩的君主立宪政体。转化只差一步，确实是功亏一篑。这样说是不是否定革命的作用呢？新政时期的社会进步是多种力量合力推进的成果。革命派也是这多元中的一元。没有革命迫在眉睫必须着力化解这一压力，清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改革决心。革命派的作用不可抹杀。
再看看另一个功亏一篑，有些问题就更加清楚了。
从历史年代来说，清末新政结束于辛亥革命。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去观察，新政仍在延续。1912年，皇帝退位，总统登台，实际变动却不大。新政成功的方面（如经济），继续成功；新政失足处，不进反退。后者最主要的表现，是没有完成新政已经开了头的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保证。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章士钊在1962年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xlviii]这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功亏一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谴责袁世凯？说到底，他不过是新旧参半一类人的代表或符号。转型中的东方社会，此类人为数甚多。我们的问题正是面对这类人如何推进民主化过程。谴责他们的倒行逆施当然应该；但满足于严厉谴责，没有进一步的分析，等于宣布无能回答这个问题。
近年流行谴责激进主义。除了像无政府主义之类影响不大的小宗派外，当时称得上激进的非国民党莫属。时人目之为“暴民专制”。这个恶谥的获得，很大程度是1913年处理宋教仁案中逆潮流而动的后果。宋案是袁世凯用暗杀这样卑鄙的手段消灭政敌的事件；国民党是正义的受害一方。可是，国民党选择了以暴力回击暴力，用最激进的武装反抗（所谓“二次革命”）去处理这一案件，在三个方面逆潮流而动：
1．逆法治大潮。这是一个严重的刑事案，上海地方法院正在依法办理，勇敢地传讯国务总理赵秉均，写下20世纪中国司法史空前绝后的壮举。孙文及其国民党不但没有抓住这一时机推进法治，反而抛弃法治，错误地选择非法的军事手段去对待违法的罪行。
2．逆人心思定的潮流而动。当时人心思定，并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客观形势。上海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武昌起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而秩序渐安，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进行之际……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朋兴……各埠成交之货物，纷纷函电止退……或者谓法兰西过去时代，恐慌倍蓰于今日，商人所见者浅，未能远谋。然师人者当以覆辙为殷鉴，毋宁舍短而用长……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xlix]有大量史料证明，这种情绪非常普遍。
3．逆党内的理性声音而动。国民党系掌握武装的官员和将领，无一不认为力量对比太悬殊，武装反抗绝无取胜的可能。孙文不仅充耳不闻，而且不惜采用不齿于人的手段，强迫别人跟他走。当时真正称得上孙文“亲信部队”的只有南京第八师，1913夏间，该师人数不过三千。孙文竟派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被迫仓促起义而覆没。[l]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这是自持目的“正义”，而敢于不择手段。“护法”时期，孙文还一再故伎重演；后来，蒋介石掌权，更频频效尤；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股浊流。
这一举措带来严重后果。
“二次革命”给袁世凯摧毁国民党和国会找到了藉口。他轻而易举地以叛乱为由，宣布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运作。袁世凯成了没有国会和强大而合法的反对党制衡的寡头总统！由于失去制度约束和合法反对派的牵制，御用的参政院顺利成立；稍后，就是由这个参政院两次推戴，把袁世凯抬上皇帝宝座的。历史明确记下：不是国会贻误了中国，而是撇开国会和法治带来灾难性后果。
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在京津当记者，“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li]这段自述表明，他熟悉和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状况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lii]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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