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

    3．民主政制的开端。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1907年易名宪政编查馆），并于11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宪政前进的进程。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

    19世纪30年代，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这些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xxx]历经被国人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等阶段，整整费时70年，终于为主流文化所认同。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背后是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含辛茹苦默默耕耘，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成果。史家们早就指出，那些政治考察报告、要求立宪的奏章、变法的建议，乃至各种章程、法律，大都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流亡者或留学生捉刀代笔，或由外国学者和留学归来的学人直接参与制定；好些大臣以《新民丛报》等启蒙报刊为写作奏章的依据，更是公开的秘密。以留学归来人员为骨干包括本国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知识阶层的形成，他们纷纷被各种新政机关所吸收，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

    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和改革官制又反过来推动新文化广泛传播。士子东渡日本进速成政法、速成师范成风，士绅进国内仕学馆的也比比皆是。而办法政学堂，由官方翻译、出版各种宪政和法律书籍，宣传选举的必要和办法，如此等等实际上成为批判专制、提倡民主的教育。例如，广州《时敏报》不是什么革命报刊，1904年11月它发表文章说：“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xxxi]而在官方文件中，资政院、咨议局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不妨看看一段有典型意义的得到“钦准”的奏章：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钦奉懿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窃维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其议员多由人民公举，凡立法及预算、决算，必经议院协赞，方足启国人信服之心。《大学》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又云：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皆此理也。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会之先声。”[xxxii]

    这段话所以值得重视，一是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阶层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且是各种官方文件的共同语调，标志着新政时期主流文化的重大转向。这个变动虽然有待巩固、扩大和发展，但已清楚表明，上一世纪的启蒙已收到实效。文化更新是永恒的；而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更新，是以17世纪以降的现代文明成果取代各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即通常说的启蒙，却是任何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新政值得赞扬之处，正是体现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进展。二是中国士绅早已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点。在那些翰林、进士等“正途”出身的官僚所拟圣旨、奏章等官方文件中，现代民主之类皆是祖训，不必大惊小怪。康、梁等人也是运用这一手法的好手。朝野上下，此唱彼和，在这一方面，并无分歧。这又一次证明，至今仍有学人把民主在中国的坎坷，归罪忽视传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大清帝国皇族当然想以立宪换取万世一系，江山永固。可是，政治是利益和力量较量后的妥协，由不得人们为所欲为。任何改革措施，其后果并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清政府设立资政院、咨议局，要的是驯服的咨询机构。可是，孽种诞生，就自行滋长。研究当时会议文献的论著已充分说明，它们履行民主和监督功能，绝非后来的橡皮图章所可比拟。1909年10月14日各省咨议局开第一次会议，11月18日便分别派出代表在上海开会，商议请愿开国会。后来更组成联合会，一直领导着国会请愿运动，成为监督和推动政府前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议员们还公开提出组织政党，实行政党政治问题。在1909年11月30日举行的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第14次议事会上，议员陈炯明提出：“本局各议员闭会后，应就各地方提倡建议协会及设法组织政党，为本局之后盾。”结论是：“将政党二字改为补助机关，亦经多数赞成办理。”[xxxiii]1910年1月，21省的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他们发出的公开信呼吁：各地各社会团体和“硕德名彦”，“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有此纪律之团体，在此时既为国人之后援，在他日即为政党之先河。”[xxxi v]后来，有的议员果真成了有关政党的骨干。

    中国要实行政党政治不是这些议员首倡的。1905年开起，梁启超冀图推动清帝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组织政党成了题中应有之义。1906年开始，“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xxxv]的呼声此起彼伏。1907年10月以梁氏为领袖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在中国政党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闻社的名义领袖——“总务员”马相伯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xxxvi]而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xxxvii]这些都显示了对现代政党政治的深刻了解。1909~1910年间议员们对政党政治的呼唤，是体制内的政治家对先驱的回应，亦是观念更新成果的记录。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xxxviii]

    这些变化当然不是单纯的观念更新的成果。关键在社会变了，力量对比变了，满汉权贵不得不变。以公民的自由权来说，清政府不但于1906年炮制《报章应守规则》，规定：“不得妄议朝政”；[xxxix]还在翌年所定《大清报律》中变本加厉，规定报刊均需在发行前送审；且“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xl]等等；开创20世纪中国以法律明文禁制言论自由的先河。直至1907年12月，清政府仍然严厉谴责“近岁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声言“维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下令要“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xli]这个“上谕”，不但表达了限制公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态度，也再一次表明其立宪初衷是在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的同时，力求维护大权独揽体制。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