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官逼民穷"的循环
目前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上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于是，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以养活基层干部们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类似于"二警察"的队伍，以便遭到反抗时能用强力制服农民。于是，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基层的"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将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显然，陷在这种"官逼民穷"的"循环"中，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矛盾和冲突则逐渐积累起来，朝着爆发点逼近。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结果。
制止乱摊派的命令也好，试行"费改税"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安抚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彻底缓解农民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只有从节流上着手，即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以及他们的开支数量。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回到1949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
现在，问题的实质已经浮上台面，对这一点，稍微了解一些农村情况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否真正对农村的乱摊派实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却不是简单的事，这关系到农村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取消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土地按户承包是一场重大的"革命"，那么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农村改革以来解放农民的第二场农村"革命"。这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场"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将首次触及到基层"吃皇粮"的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维护农民利益还是维护基层干部利益这个两难矛盾面前，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这第二场"革命"还关系到如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政治社会管理体制，要真正按照农民的需要和可负担能力，来设定基层政府的规模、人数和功能，而不是象过去二十年来那样，依据上级政府的需要来设定干部人数和职能，强迫农民出钱养活他们。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结构的改变，意味着全国乡村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现在，农村现行政治社会管理体制的维持成本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央政府和农民的可承受负担能力，如果继续维持这一体制，势必造成农村的进一步萧条，社会矛盾将日益激化。而改革这一体制，则是一场八亿农民与几千万基层干部之间的角力，将重新奠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经过过去十多年来村委会民主选举的实践，农村已经逐步积累起实行这场变革的社会政治条件。对农民来说，实行这样一场变革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必定大快人心。但是，按照长期形成的集权体制的惯性，这场变革又需要农村基层政府的配合，与虎谋皮，谈何容易。二十年前，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逐步推动，然后形成燎原之火，势不可挡。今后，依靠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推动这场农村政治体制变革，其势在必行已经了然。这场变革能恢复农村的活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问题在于，是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才勉强应付、仓促上阵，还是象当年的农村经济改革那样，主动迎接挑战，化被动为主动？这其实是一个需要高度政治智慧和胆略的重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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