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本来负有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帮助贫困人口的使命。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最近为了增加内需又动用财政资源连续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日子确实过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粮"的人。问题在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八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
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产生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让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农村的穷孩子上学了。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辉"而已。这样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不是"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础"，乡下人的困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过去几年中，每当提到增加收入时，首先想要照顾的是正项收入不差、额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员，而贫困的八亿多农民就被"忘却"了；但提到扩大消费品销售时，就想到要让农民多花钱了，目的不是为了让农民过得好一些，而是要减少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库存。一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呼吁，要打开庞大的农村市场，让农民们多消费，这样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才有销路。而现实却是，几年来全国农民的人均消费品购买量一直在萎缩。现在，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七十多是卖给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城市居民的，其中购买力最强的又局限在那少数几个繁华都市；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村居民只买得起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三十不到。当这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建议如何进一步挖农民们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时，却懒得去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多年来农村市场不但无法扩大，相反却正日益萎缩。中国部分学者的"都市偏倚"倾向其实是政府的相同倾向的反射，他们不但很少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贫困，甚至连农民贫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这样，在新世纪里农村的前景就更不容乐观，也更让人担忧了。
"三农"问题的出路何在？
当然，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方向是发展农村经济。在这方面可以长篇大论地谈很多短期内无法见效的设想。现在写在种种文件上的措施，也很少有新鲜的，多半都是过去几年来国内学者反复提到过的，写进文件里也不止一回两回了。以往几年这类措施没能"立竿见影"，今后也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就会发挥神奇的功效。
眼前真应该立刻解决的，是别让农民过不下去。所以，或者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或者是减少农民的支出负担，或者两者齐举，总要有一些措施，农村的经济困局才能略有缓解。然而，到底有哪些可能性呢？
虽然中国在加入世贸的谈判中，坚持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其实，指望农产品补贴来保护农民的利益是有限的。首先是因为政府其实拿不出多少资金进行补贴；其次，在现行体制下，对农产品的补贴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垄断型国有商业系统的口袋里，实际上肥了供销社、粮食系统员工，而对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却补益不多。
那么，是否可能对农民减税呢？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皇帝为了减轻税赋，曾实行过各省轮流免赋的政策。1994年实行新的税制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时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拙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负担起养活基层官员们的责任。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然而，中央财政虽然收入比地方财政宽裕，但花在城市里、特别是都市里的钱更多，照样是捉襟见肘。目前，为了维持城市经济的繁荣并保住经济增长率不至于下降，中央财政连年举债，已经负债累累，根本无法再对广大中西部省份的农村提供更多的财政返还。政府在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方面其实已经无能为力了。
既然今后若干年内无法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政府也很难提出其他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那么，在农民不易增收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就成了一个缓解矛盾的重要环节。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农"问题就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了，它直接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无济于事。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甚至也想象沿海繁华地区看齐，不但过上"小康"生活，还想告别"小康"、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既然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舍不得补贴，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消费水平。
例如，七、八十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里，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问题，但似乎并未产生什么明显效果。
为了试图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去年中央政府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试行费改税后，断了基层干部以往的财路，以前通过摊派而捞进口袋里的钱现在入了国库，这就可能造成干部"生活水平的下降"。于是，一些地方的乡干部就故伎重演，新发明了非法的"人头税"等国税之外的"私税"，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非法收押不愿意交纳这种"私税"的农民。湖北某地也出现了按农民私宅面积非法开征所谓的"土地使用税"的恶例，结果逼得交不起"私税"的农民只好扒了自己的房子背井离乡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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