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他高度评价宋学,谓“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同上)。一九六五年对蒋天枢说: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送蒋秉南序》)
所以,他提出“建立新宋学”的著名学术文化预言: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阴百十人矣(《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这就是他心中的文化理想。关于这一文化意识、文化理想,在他的治学中是如何体现的,我将另外撰文评述。至此,我们对于“江东旧义”这一著名学术经典的题中应有之义,已大致释证如上。这是一份内涵丰厚、立意深远的学术思想遗产。相信可以补足陆键东、陈定宇二本新书,在透过疏解文献去洞察传主心态方面存在的重要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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