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惆守老僧之旧义”诗文释证——一个富涵思想意义的学术史典掌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陈寅恪结束了陈三立老人所期望的“后生根器养蛰伏”的海外游学生涯，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本来，于时代、于他深厚积蓄的西学素养，这正是一个辉煌闪爆的时际。然而在他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上，他却提到了《世说新语》中一个有名的典故：

    愍度（支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世说新语·假谲篇》）。

    这样一个充满乱世沧桑之感的故事，确实很能投合陈寅恪的性情。我们可以肯定陈寅恪并不是偶然为上课而引用这个典故。因为后来在他的诗文中又一再提到这个典故，来抒发一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寂寞销魂意绪，以及“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读吴其昌〈梁启超传〉书后》）的郁结，同时也正是表明他对于这个典故背后所蕴含的深义有独到真切的感应。一九四Ｏ年《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又重新引述了这个故事，然后说：

    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又据《陈寅恪诗集》：

    渡江愍度饥难救（《残春》1938）

    江东旧义饥难救（《由香港抵桂林》1942）

    江东旧义雪盈头（《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1951）。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九六五年《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云：

    呜呼！八十年间，天下之变多矣。元礼文举之通家，随五铢白水之旧朝，同其蜕革，又奚足异哉！寅恪过岭倏逾十稔，乞仙令之残砂，守伧僧之旧义，颓龄废疾，将何所成！……益不胜死生今昔之感已。

    “乞仙令之残砂”典出《晋书·葛洪传》，意为效葛洪避地而南迁。从二十年代之讲学清华，到六十年代之栖身岭表，我们不能不惊诧于他长达数十年的“守伧僧之旧义”的心念。细加分析，此一心念之中又含有从学术方法、学术目的、到学术人格以及文化理想等一系列相关的内容，辞情而旨深，语简而义圆，这是中国思想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犹如一方宝灯，擎来便满室灯灯交辉。

    “伧道人”的“伧”字，原是六朝时南方人对于北方人的一种蔑称，意为“粗陋”。陈寅恪引申为不灵活、不通世故之义。时值西学巨潮挟其各种主义、各种观念、各种“新义”大量进入中国的二三十年代，陈寅恪用这种身份来指那些缺乏适应新潮流能力的人。显然，陈寅恪认同老僧，微讽愍度，不主张对于传统文化任意“树新义”，这里很容易造成误会，以为陈寅恪一如汉唐的经师、清代的经师那样迂滞陈腐。尤其是他曾批评过后来极有创发力的熊十力哲学。据吴宓日记，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次与吴宓在清华园散步，陈寅恪说：

    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乃以Bergson之创化论解佛学。欧阳竟无先生之唯识学，如欧洲中世纪耶教之有Scholasticism，似觉劳而少功，然比之熊君之说尤为正途确解。

    似乎陈寅恪不仅迂滞，而且傲慢，对于从事义理哲学工作的人，率意针砭，缺乏尊重。但是在公开发表的《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一文里，他又说：

    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

    可见其虚怀若谷如此。那么，他是否对于思想解释性质的工作，尤其是富于创造性的思想解释，持不屑的态度呢？他曾经批评旧派文化史研究只知道抄书，“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见卞慧新录陈寅恪授课笔记）。陈寅恪是十分看重解释意义的。他曾经将解释古代文献的工作，喻为艺术家才具有的神游冥想。在《大乘义章书后》一文中，他又说：“尝谓世间往往有一类学说，以历史语言学论固为谬妄，而以哲学思想论未始非进步者，如《易》本卜筮象数之书，王辅嗣、程伊川之《注》、《传》虽与《易》之本谊不符，然为一种哲学思想，或竟胜于正确之训诂。”可见陈寅恪相当尊重微言大义之学，并尊重有想像力、有创发力的解释工作。汉学与宋学、史学与哲学之间的门户深壑，在他那里是不存在的。用门户成见来说这个典故，可能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