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不说明整个文明、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全面落后。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说得一无是处，远远落后于西洋，要彻 底决裂，脱胎换骨，是“五·四”人偏见。
中国有贵族阶级么？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的观点，把中国社会划分成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两个阶级。一切官僚、文人、士大 夫都是“高高在上”，不识耕种的贵族统治阶级；农民则是“劳动人民”，被统治的阶级；阶级之间的划分和矛盾极端深刻。
事实上，中国至晚在战国时，世袭贵族的制度就开始瓦解了。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汉武帝下诏求茂才异等，乃至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是中国官僚制度从荐贤、贡举到分科考官，逐渐成熟，逐渐制度化的主线。以唐朝的科举制度为例：所有官员和农民的子弟，只要出身清 白，没有犯过法，都有机会进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钱开办的学校学习。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全国人口约八百多万户，而各中央、地方学校在 校学生总计约七万三千五百人。学成之后，依照品行的优劣，由邻里乡亲推荐，地方长官核实，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是获得作 官资格的最主要的途径。另外，还有约六万四千公共职员，也可以通过考核选拔，成为九品以上的正式官员（在唐朝叫做入流）。这些都明 确记载在史书中，不能有什么怀疑。二千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原则，从来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在中国，有贵人，而没有贵族 阶级；有穷人，而没有平民阶级，那种与欧洲封建时代类似的阶级划分和对立，早就绝迹了，官、包括大官的来源几乎全都是“劳动人 民”。
最近这两千年，中国的“穷人”与“贵人”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所想象的亲密得多。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有一段精彩的开端：“仕 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 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 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对穷人与达官之间的关系，摹写、论述之确当，古今中外，无与伦比。欧阳修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出 身，而成了名满天下、身踞要职的人。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没有改嫁，而是带着年轻的欧阳修艰苦度日。欧阳修学写字，家里 买不起纸、笔，就在沙土上划。后来，欧阳修不仅作到参知政事（副总理）、枢密使（国防部长），而且成了一代文坛的领袖，开创了有文 人特色的宋朝诗、文和词的风格。“劳动人民”入仕作官，致仕（退休）之后，又回家去种地，这是绝大部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履历。嫂子 不肯煮饭给他吃的苏秦，和被妻子唾骂出门的朱买臣，是两千年前的例子，而《红楼孟》中的贾雨村和《儒林外史》里 的范进，是晚近的故 事。
“五·四”时的那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把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归纳起来，编出一部“中国阶级斗争史”的剧本，为的是给自己安 排一个英雄角色：挺身而出，以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监护人自任，保卫他们的利益，捍卫他们的文化，抱怨他们的愚 昧，为他们启蒙。这种令人陶醉的自我升华是他们生存的意义和战斗的动力，是自我激励的心理疗法，而阶级对立的理论正是其中的兴奋 剂。为此，他们无视中国农民与士大夫的密切关系，无视社会道德共识的形成与发展，无视士大夫文化的来龙去脉，不惜删改事实，曲解历 史，拿来做行动的依据。我们把这种历史观叫做“平民主义”，这个“平民主义”至今毒害着众多善良的知识分子。
文言文、繁体字是贵族文化么？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五·四”人最大的敌人。他们不仅把《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看成统治阶级的垄断文学；把社会的道德共识看成是 压迫人民的工具；甚至连语言、文字都被认为是专门用来愚弄、难为老百姓的。陈独秀提出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 学”；胡适把两千年的文学成就斥为“用死的语言做的死的文学”。
语言、文字是文学的载体。中国人读书学文。孔子说：“何莫学夫《诗》”，说：“不学《诗》，无以言”。学好了，入仕作官，富贵显 达。所以，与其它民族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大家很多都是朝廷大臣。这是中国的制度对政治家的素养要求特高，鼓励天下人学习文化的结 果。并不是先有一个贵族阶级，然后才有贵族文化。更谈不到贵族阶级故意把语言、文字弄得艰涩难懂，把文化据为己有，垄断起来，不让 老百姓学习、创作。 文学是这些政治家的业余创作：他们得官在位，居庙堂之高，则或描写官宦生涯，或时而反映国家大事；去官归隐，处 江湖之远，则或抒发个人情感，或依然拳拳顾恋中央政治，忧国忧民。至于他们对市井田里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日常生活描写不够，最多只能 算作不足，可以补充，不能一概“推倒”，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代，有“文人的文学”和“非文人的文学”，却没有“贵族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话本和戏剧是非文人文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 分。而这些话本和戏剧的主要体裁，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病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作品中常常带着明确的道德 判断；含着做好事、受曲折，会有好报应的愿望，正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古今中外，没有很大的差别。好莱乌那些顶叫座的片子， 无非如此。
城里说书，讲的是三国演义、封神榜，下边座无虚席，听众如醉如痴；乡下演戏，唱的是张生、莺莺、杜丽娘，农民拖家带口，骑驴撑船， 争着来看。“五·四”人以为这些都要不得。他们批判话本，写小说；鄙夷戏曲，编话剧。以为只有舶来的形式，老百姓才喜欢；非要讲破落 小人穷困潦倒的故事，老百姓才觉得有认同感。其实，哪个老百姓会自愿去同那些生活中失败的角色认同呢？分析心理中的阴暗面，把普通 人见不得人的东西拿来曝光，斥为“民族劣根性”，正是“精神贵族”们的爱好。偶尔在网上看到一个报导，说鲁迅成了现在学生的“公 敌”。大家一致认为他的东西难懂、偏激，遣词造句亦颇可非议，其中以“狂人日记”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尤。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虽然因为被放在中、小学课本里，成了人人必读的东西，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伤逝》拍成电影，就是不叫座。假如有人鼓起勇气去 拍阿Q ，一定不如那些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统治阶级糜烂生活，陈旧腐朽的“杨贵妃与唐明皇”、“还珠格格”、“杨家将”一类 受人欢迎。“五·四”知识分子以使命自任，强迫老百姓合上他们的口味，不合他们的口味，则或者是“歌颂?持谓准丁保蛘呤恰暗图度?nbsp;味”。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当前位置:
载入中...
-> 在百度中搜索：
-> 在Google中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