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偈”是“佛经偈颂”的简称，其梵语原文Cāth ā的音译叫“伽陀”或“偈陀”，意译则为“颂”，隐包着“联美辞而歌颂”之义。我国古代佛教徒习惯上说的“偈颂”和“诗偈”，均系利用梵汉对举方法合成的翻译名词。夫释尊说法并用韵、散，采取韵文形式来结句表述的便是“伽陀”，它与散文形式之“修多罗”（Sūtha）即“长行”配合相间，成为构筑起佛经文体互为依辅的两大支柱。《出三藏记集》卷七引佚名《法句经序》云：“偈者结语，犹诗颂也。是佛见事而作，非一时语，各有本末，布在众经。”又《大唐西域记》卷三“醯罗山等地”条释“颂”字云：“旧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梵音讹也，今从正音，宜云伽陀。伽陀者，唐言颂。”现在我们自佛经内所见之偈颂，即释迦牟尼及其徒众们持以弘法和唱诵的宗教作品，其梵偈多数以四句为一首，每句包括八个音节，并饶有声韵节奏之美，悉可摄入管弦付诸赞叹歌咏。无如它们做为直接宣说佛教思想的手段，大略均被用来表现哲学概念和佛理思辨，殊乏抒情气息和形象描绘，给人的印象自然枯燥晦涩，实在看不出有多少文学性。这些充斥着幽奥哲理的诗颂生长在南亚次大陆，说来并不很奇怪。因为爱好渊玄漠冥的沉思正是印度先民的特有?⑿裕盘祗檬璺岣坏恼芾硪庠蹋凇独婢惴屯印贰ⅰ侗≠よ蟾琛分型玫焦拭魈逑帧７鹳嗜缡侵厥映橄笠謇淼奶骄垦菔觯浅Ｉ羁痰厝旧狭擞《仁璐颖疽岳淳陀械挠〖恰?BR>
肇自东汉末年，佛偈就随着经典传译进入华土，仅举其时支娄迦＠③所译的几部大乘经典，其间译出之偈颂段落即未尝少见。嗣经三国西晋支谦、支恭明、康僧会、竺佛念、竺法护、竺叔兰等一大批译师的努力，迄至东晋初叶，佛偈出译之数量已甚可观，其译文形式也很快被固定下来。为与中土流行的诗歌篇句结构保持一致，它们分别被译成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等各种句式，以五言偈颂最居显要地位；而梵偈四句一首的结构特点，也刚好与本地诗歌不谋而合。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翻译的佛典，五言偈颂之多要大大超过另外几种伽陀译文句式的总和，譬如东晋时代新译出的《中论》、《百论》、《阿毗昙心论》等论书要籍，乃一概以五言偈的形式结句谋篇。汉译佛偈内容上的抽象费解照旧未变，而梵偈原来具有的音节调谐之美，却在转梵为华的译述过程中丧失殆尽，加上翻成汉语的偈颂文字每句末尾都不押韵，念诵起来佶屈拗口诚属无可避免的了。
这些从他国传来的新事物“似诗非诗”，最初完全运用于僧徒布道场合，罕与本地的士大夫发生实际接触。那些熟读《诗》、《骚》的文士偶或一见，也不会将它们当做文学作品来认真看待。尽管模仿佛偈的梵呗很早就在一定民间范围内流传，但对于文人诗的影响却蔑闻于此际。到了东晋中期，上述隔阂一下子被佛教迅猛发展的势头所捅破，佛偈的传播空间得到大大拓展。这时众多诗坛名流，可通过阅读内典、参预译事、座下听经、裁制呗赞等各种途径，领受厥类印度诗歌翻译文体的浸习薰陶。谢灵运《山居赋》叙及东晋、刘宋间道俗安居讲经之情状，即有一段有声有色的描述：
安居二时，冬夏三月，远僧有来，近众无缺。法鼓朗响，颂偈清发，散华霏蕤，流香飞越。析旷劫之微言，说像法之遗旨[14]。
其下康乐又自注云：
众僧冬、夏二时坐，谓之安居，辄九十日。众远近聚萃，法鼓、颂偈、华、香四种，是斋讲之事。析说是斋讲之议。乘此之心，可济彼之生。南倡者都讲，北机者法师。
按：谢客《山居赋》之述作，当值宋文帝世诗人罢守永嘉后闲居会稽之次。即在这以前数十年，正好支遁、许询亦尝于此为会稽王斋筵开讲《维摩诘经》，许询南倡为都讲，支遁北机任法师。据说晋简文帝司马昱曾亲临这次斋会，而其余座下的听经者，又大多是笃好谈论佛玄、雅善言咏属文的道俗之士，他们肯定也经历过这种“法鼓朗晋室南渡之初，江左诗坛形势一度不很明朗。自西朝起始玄学思想对文人诗的感染影响，至此正在日益增强其渗透的力度，但碍于“体则《诗》、《骚》”这一牢固的观念，过江诸彦还没有直截了当拿诗来谈玄说理，但像以往那样不断向作品里加添些玄理文句的做法，却已经走到了尽头。郭璞游仙诗委实是东晋玄风甚嚣尘上的产物，唯作者一碰到诗体问题上的障塞，宁愿回归到《庄》、《骚》中去激发超现实幻想的灵感，以致他笔下所描绘的神仙境界，反而与清谈家瞩望的目标拉开了距离。既然传统《诗》、《骚》体制挡住了创作追求新变的要求，如果没有新因素的介入，玄学清谈就难能自发“流成文体”。恰恰就在此时，佛偈作为一种刚被注满活力的外来事物于社会上周遭流布，它们大摇大摆地闯进华夏文化的殿堂，无疑给那些想把诗歌变成说理工具的人们带来惊喜。这些译成汉语的
偈颂，本身就是诗歌演绎抽象哲学义理的现成样品，其内容殊易与佛玄结合的清谈义旨感触融通，从篇句结构上看也和中土诗歌大略相当。只要参照其模样稍加改头换面，在天竺瓶子仿制品中装入“葡萄酒渗水”的饮料，就决然能写出一反《诗》、《骚》传统，转而以冥搜至道本体为其主要职志的玄言诗来。若兹借鉴、移植外来诗体之改造制作过程，放到当时佛教强有力影响的文化背景下来审察，显得至为顺理成章。
三
玄言诗依靠“三世之辞”佛偈的加入而诞生，但这种借鉴和移植做得十分粗糙，严格地讲它们只能算是“依葫芦画瓢”的产物，还远未达到真正中国化的程度。这样的作品虽可在东晋士族阶层的圈子内盛极一时，终因悖于国情而缺乏感人的力量，过不了多少时间即告偃旗息鼓。一旦时风转移，就成了论诗家不断讥弹的话柄，流传至今的篇什亦寥寥无几。章炳麟《辨诗》有谓：“世言江左遗彦，好语玄虚，孙、许诸篇，传者已寡。”[1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论及兴公、玄度诗，也说它们“沿袭日久，便无异土饭尘羹”，“良由依人作计，其精神不足以自传，可无庸为之叹惜矣”[16]。这么多原作的湮没散失，自然会给后人探究玄言诗增加许多困难。就以许询、孙绰的玄言诗章来说，纵经许文雨、余嘉锡、逯钦立诸家细心辑逸，数量依然少得可怜，甚至想要找一二首他们的代表作来做些具体分析，竟然成了一件谈何容易的事。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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