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响堂第一期及武定四年开凿的安阳大留圣窟来看，东魏时期的造像应同时并存两种风格，一种即本文所说的以响堂第一期、大留圣窟为代表的强健厚实作风，另一种以云冈第三期为代表的秀骨清像。前者反应了上层阶级的审美情趣和意识形态，后者则是当时下层阶级清贫苦寒的真实写照。
北齐天统四年之前（568）
以南洞、第七窟为代表的第二期。其开凿时间可从著名的《唐邕写经碑》得知，根据碑文记载“齐晋昌开国公唐邕……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起天统四年三月一日，尽武平三年……”案唐邕所写经，大部分位于石窟的外面北壁，其中《维摩诘经》全本刻于南洞窟廊中{21}，由其位置我们可以断定，南洞开窟的下限不晚于天统四年（568）。第七窟无论从规模、洞窟形制、造像风格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南洞十分相像。因此，将其划为同期当无多大疑问。
第二期开凿的南洞和第七窟，从造像风格上来看，应该说是北齐的代表作。它虽然继承了前期体态强健的作风，但在服装的处理上一改前期衣纹稠密满布全身的特点，儿变的疏朗、简洁和明快。第二期的造像中已经没有了“两肩削垂”的作风，均变为两肩齐挺，两侧菩萨及弟子像则显得周身浑圆，成了所谓的“瓶形身体”（图四）。
天统元年（565）至建德元年（577）
第三期的开凿时间根据位于第二窟窟门左右侧《滏山石窟之碑》记载可知{22}。石窟草创与“齐国天统元年乙酉之岁……时有国大丞相淮阴王阿那肱{23}翼弟出京憩驾于此，因观草创，遂发大心，广舍珍爱之财，开此口口之洞……”碑文明确记载了石窟开凿的时间即天统元年，这个时间当是第三期的始凿时间。同时，碑文还记录了第二期的雕凿，“因观草创”就说明高阿那肱在“开此…之洞”之前就已经有造像活动，这时期造像活动应指第七窟的开凿，因此，在天统元年之时第七窟尚未完功，或者说，在第三期始凿以后第二期仍在施工。第三期造像的衰落是由于“武帝东并、扫荡塔寺”{24}，案北周武帝灭齐是在建德元年（577），灭齐后武帝便召集僧人、道士、儒贤等赴殿商议儒释道三教之优劣，最后因“佛教费财悖道不孝”{25}下令毁齐境之教，由此导致造像的衰落。
第三期的造像从雕刻风格上来看，即不同于第一期的衣纹稠密、两肩扁平削垂，也不同于第二期的双肩齐挺、周身浑圆。而是追求一种丰满圆润的美感，如第一窟主尊造像，从头骨的骨骼结构上看，在脸部几个面的处理上，没有明显的转折，如眼睛太阳穴的转折处及下额骨的转折等。都是以圆润为特征，使本来应该做两个转折面处理的却处理成了一个圆弧面，显得饱满和充实，佛双肩仍表现出削垂的特征，但不同于第一期的却是变的厚实和坚硬并逐步趋向于写实（图5）。
三
塔是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传来的。据佛经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死后，弟子们将他的尸体焚化，结成了许多舍利子，这些舍利被八个国王分别取去，并建塔供养。其后，佛教徒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也纷纷建塔供养。古印度将这种塔称之为“ 堵婆”，意为坟冢。印度的塔有两种形式，初“ 堵婆”外，还有所谓的“支提”或称为“塔庙”（礼佛集合的场所）。这两种形式的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艺术匠人的再加工，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结合，分别形成两种艺术系列，前一种即中国的古塔系列，后一种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系列，这两种形式在传来的初期是分别发展的，到了南北朝时期，在石窟造像的同时初步将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塔形龛的雏形出现在敦煌北朝二期开凿的第257窟中，在该窟南壁后部中央所绘的阙形龛上画出了覆钵丘及塔刹装饰，其后在云冈第三期中也较形象地雕出了塔形窟。（其间，虽然较多地出现了诸如中心塔柱之类的形式。但它应该归属于后一种（支提）另当别论）。在这之后或多或少地也有一些出现，如敦煌428窟中的金刚宝塔等，类似这样的新题材频繁出现，足以诱发响堂山的艺匠们将这种形式大胆地发展成造窟形式，创造出塔形窟。
响堂山一、二期的塔形窟主要以覆钵丘为特征，如果没有覆钵丘那就同云冈的仿木屋形龛窟没有区别了，而塔形窟的塔身部分沿用了传统的仿木构建筑形式，这种作法应是沿续了云冈的风格，仿木构建筑形式是我国的传统作法，早在汉代已经流行，四川等地发现的汉代崖墓多采用了这种形式。到了南北朝时期又被石窟艺术接收。首先是云冈第二期中开凿的第十二窟开启了这种形式的先河。众所周知，云冈位于首都平城（大同）附近，又是皇家营造的大窟，“一代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不仅表现了固有文化传统，而且每当一种新东西出现，它常可以得风气之先，因此经常处于其他地区学习的榜样的地位。”{26}其后，麦积山北魏晚期开凿的第二十八、三十及北周开凿的第四窟（上七佛阁）均沿续了这种做法，曾有学者认为麦积山上述三窟的仿木构形式最初可能是仿效印度的作法{27}，这种提法现在看来值得商榷。自云冈第二期以后仿木构形式成为石窟造窟造龛形式之一，龙门、庆阳北石窟、天龙山，响堂山及上文所述的麦积山等都大量采用了这个做法。而响堂山在仿木构建筑的窟檐上又新加了一个覆钵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形式——覆钵式塔形窟，并进而演变出规模庞大的楼阁式塔形窟。
响堂塔形窟虽然接收了敦煌、云冈塔形龛窟及仿木构建筑形式的影响，但不能笼统地说成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能就事而是的认为是由高欢墓产生出来的。诚然，我们不能否定他们的作用。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但就石窟本身来讲它是一个信息的载体，它的出现应当是受到了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第二期开凿的南洞的覆钵丘部位，雕凿着释迦、多宝佛说法的题材。这个题材在云冈出现较多，云冈二、三期中均有释迦、多宝同坐一龛的雕像。响堂山仅出现两例。另一处在南响堂第一窟前壁明窗上部，规模较小。南洞的释迦、多宝雕凿在覆钵丘的正中，从其位置的安排可看出它的重要性。据《法华经》记载：“尔时佛前有七宝塔……从地踊出，住在空中……此宝塔中有如来金身，仍住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祗世界，国外宝净。彼中有佛号日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踊现其前，为作证明……于是，释迦牟尼以右指开七宝塔户……尔时多宝佛于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即时释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结跏趺坐。”{28}南洞塔形窟的塔状外观则明示了经文中的记载的多宝塔。《法华经》自鸠摩罗神译出后很是盛行，敦煌写经中也以此数量最多。南北朝时期注疏此经的约七十余家。南响堂、北响堂、小响堂、涉县娲皇宫等地均有北齐雕刻的《法华经》，足可见其影响之广。南洞所表现出的洞窟形式和造像题材也应是《法华经》在这个时期流行的结果。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共5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网摘收藏:
当前位置:
载入中...
-> 在百度中搜索：
-> 在Google中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