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地理因素。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区内多山地、高原、丘陵，有限的平原除了限制农业部门的扩充外，更会限制城市及陆路交通网的扩展。地域面积与区域内人口、经济总量比例极不相称。特殊的山川地貌增大了交通运输和行政管理的难度，大量人烟稀少地区的存在，意味着政府全面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品供给的规模经济难以两全，基本层次和最低需要的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品供给都将消耗数倍于东部地区的财力。如基本层次的义务教育生均成本就远高于东部，公共品供给价高质次。
5.生态保护。西部地区处于我国大江、大河发源地和中上游，内蒙古还是华北地区的上风口。西部地区的生态保护与较为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北地区民众福祉密切相关。西部地区承载着中国生态保护区的重要功能。生态保护作为全国性公共品要求西部地方政府承担重要的责任。在从1998年开始的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草）工程中，西部地区政府不得不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增加配套财政支出承担新的供给全国性公共品的责任。
6.旧体制负担。深居内陆腹地远离海洋文明，使得因循守旧、不求进取的内陆意识、盆地意识在西部较为突出。“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西部经济基础，因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产业取向与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不协调，难以形成完善的较长的产业链条来拉动当地经济，不少重工业、国防工业成为“飞地经济”。同时，违背市场资源配置原则使这些“三线建设”企业举步维艰，甚至成为西部地区社会管理沉重负担。远高于东部的企业国有化程度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浸润，成为西部旧体制包袱。民众收入低下和城市化程度低导致垄断产业、基础设施难以从公益性走向经济性，财政补贴范围难以收缩。原有利益集团对既得利益的固守和民众开放意识淡薄，市场化程度低下，消解西部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动力。因此需要政府付出巨大政治、经济代价和改革成本去推进市场体制变迁。
从西部地区承担的事权来看，西部地区承担了比东部、中部地区更多的全国性公共品供给责任，如国防、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生态保护，而西部地区可用财力与承担事权和责任相比，显得极不对称。西部地区农村人口比例较高，农业社会程度较高，使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商税收财源严重不足，地方基层财政建立在农业税基础上的日常收入日渐枯竭。西部特有的国防、民族因素使不少地区经济发展让位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目标，减免税范围的扩大客观上削弱了税基。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对西部重要资源的控制通过不合理的初级产品与深加工产品比价形成东部工业原始积累，同时也削弱西部地区可用财力和发展后劲。
二、事权与财权不均衡的社会后果分析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部地区政府承担了较多的国防、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全国性公共品供给责任。在不少地区，经济发展、经济效率目标往往让位于上述目标。政府全能型介入社会管理使政府职能、管辖边界无限扩张。当这些多元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时，事
权的无限扩张与财权有限的不对称问题就暴露出来。由此导致的社会后果拖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出
现政府财政危机和信用危机，进而形成对区域内微观主体经济剩余超强度索取局面。对广大纳税人来说，民众消费价高质次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
1.数据分析。西部地区政府机构设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政府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规模不经济。旧体制下人员难以分流，形成了刚性的既得利益。西部地区公共服务高成本与经济落后形成强烈反差，从表1可以得到说明：
表1
全国 东部 西部
每100个在岗职工中有党政人员（个） 9.24 7.97 11.15
每100元财政支出中用于党政人员工资（元） 10.86 10.74 11.94
每100元财政支出用于行政管理费用（元） 8.86 7.61 10.98
每100元GDP相应财政支出（元） 10.98 9.14 14.11
每100元GDP政府消费（元） 12.56 12.04 14.87
每100元GDP的财政收入（元） 6.82 6.69 6.69
资料来源：1999年统计资料。
2.支出的刚性导致政府职能异化。为了维持庞大的公共事项和政府机构的运转，政府职能向财政收入（税、费）最大化靠近。从下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西部与东部接近，但在90年代大多数年份高于东部地区，西部不少省区出现财政课征力度与财政负担能力（人均GDP）极不相符的情况。如云南1995-1998年财政课征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0%以上，而人均GDP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0%还多，造成西部税负累退现象（即人均GDP低，财政收入征收却高）。支出的刚性和政治职能的权威性逼使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国家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转，在中央政府规定的税收和收费之外开辟第二财源、第三财源，超强度获取财政资源，增大对社会产品再分配的份额，加剧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挤压微观主体经济剩余空间。在农村人口比例高的西部表现为政府凭借行政权利、合法暴力手段参与对小农经济的剥夺，造成对社会再生产的不断侵蚀和破坏，在不少地区引发严重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恶化当地投资环境。财政供养人口的增加形成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局面，这种情况在越落后地区越严重，形成了越吃越穷、越穷越吃的恶性循环。庞大的上层建筑与相对萎缩的经济基础共存。对纳税人来说，政府的公共服务越来越昂贵，与此同时，却是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水平的下降，而民众却不能通过有效公共选择抑制公共品的价格攀升。
3.政府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职能的退化。从公共财政角度来看，民众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政府通过良好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获得民众对政府的资助，这是一项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公平交易。但当财政危机和制度困境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劣化为收费征税机构时，政府的掠取性暴露出来，政府与纳税人在公共品供求交易中的公平性荡然无存。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不作为”和“少作为”使得民众获得的公共品供给下降和服务水平下降。政府的存在给纳税人带来的不是交易成本节约的正效用，而是难以摆脱的负效用。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西部不少农村地区义务教育供给危机越来越严重，大量学龄儿童辍学，使具有社会慈善性质的“希望工程”上升为教育的“第二财政”。乡镇教师工资的大量、长期拖欠使教师队伍和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不少农村的公共医疗、公共保健徒有虚名，城市偏向的财政支出政策又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处于简单再生产的维持状态。这样，农民被强制消费的公共品价格却越来越高。农村公共品价格可用三种指标来说明：一是农民人均税费支出（绝对水平），二是农民税费负担与可支配收入之比（相对水平），三是农民税费支出与享受的公共服务、公共品数量、质量之比。与城市市民相比，无论从哪个指标来看，农民消费的公共品都是价高质次的。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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