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保障
产生和维系社会公平的利益均势，涉及多层面、多主体的协同，这对制度构建提出了要求。完善的制度，是各利益群体得以产生并平等对话、进而相互制约的平台。另一方面，在改革目标日益清晰、改革实践日益厚重、改革的理论建树日益丰富的背景下，将改革制度化、法治化的时机成熟，这也是当前知识界和广大民众对新一轮改革的期许。
既往改革一度被描绘为“渐进式”，即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与此相对立的另一种改革模式被描绘为“激进式”或“休克疗法”。目前比较多的看法是，这两种描绘都有失片面，中国的实践其实是“渐进中实则包括了激进”。但从评价的角度，这种做法实质上存在很多问题：在单一的发展目标(发展经济)之外，改革是各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共同推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情形势所难免。这就从路径上，导致了前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失衡，同时导致改革迟缓、被扭曲、或兼而有之。
以电力改革为例。2005年底，国家电监会信息中心统计分析处处长杨名舟报至国务院的报告称：“中国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杨名舟认为：“改革方案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随后的改革进程有些脱离了轨道，甚至发生了逆转。”2002年，根据决策层批准的改革方案，电力改革继“厂网分开”之后、应当实现“主辅分开”、接着是“输配分开”，最终建立规范、公正和高效的电力市场体系。然而，在原有的国电公司被分拆，两大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公司的格局建立之后，改革的推进一直相当困难。不仅“主辅分开”至今仍在纸上争论，原有的“厂网分开”也出现倒退迹象。就过程而言，实与改革路径相关：造成在初始的重点推进之后，主导改革的“内部人”大幅度回归，终至不进而退。
既往改革多是从局部做起，但目前局部改革的很多问题，也已累积到、或被察觉需要“一揽子解决”的关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弘在一份题为《为企业自主创新清除制度障碍》的报告指出：目前国内最主要问题不在于如何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而是要为企业自主创新清除大量体制上的障碍。在国外，企业创新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现有企业自主进行技术的研发及成果的转化，通过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投入与支撑来实现；一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硅谷模式，即由风险投资来支撑科研成果的市场化。但是，能不能大大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主要取决于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国内在这两方面都没有鼓励与支持政策；而由风险投资介入市场推动科研成果的研发，目前在国内也不具备成熟的土壤。
因制度缺位，既往改革多是以“放权”的形式进行。中共十五大期间，《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国企改革的通栏文章题曰“可以、可以、也可以”,就是这种状况的传神概括。这种氛围固然有利于在改革初期激励各个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部门)对僵化教条和不合时宜的旧规则的突破，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也造成了对一个美好社会应有规则的规避甚至破坏，而这种规避和破坏还往往得以打着堂而皇之的“改革”旗号——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原则、理念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和常识的今天，依然一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和“放权”，必然贻害甚多。如2005年底，深圳甚至提出“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造成一定损失，有关人员可予免责”的立法动议。无视规则甚至还破坏规则，实质上是从制度上危害改革的公平性，如今已注定不合时宜，深圳的这个立法动议也遭到舆论猛烈抨击。
目前，已有关于改革如何实现制度化、法治化的讨论。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就提出了“改革目标要战略化、发展目标要综合化、改革要系统化”的三准则。但仅明确改革目标不够，正确的目标必须与合理的程序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改革被扭曲。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欠缺“程序正义”理念和实践的国家，改革者中不乏宏大的价值追求和高远的目标，所欠缺的却是保障程序正义的具体细节构建。当代中国改革，如何确保程序正义、避免目标和程序脱节的挑战依然存在。既往经验也证明，改革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前期初衷良好的改革，不乏因程序不完备而被迟滞甚至扭曲的实例。在新一轮改革中，只有真正尊宠公平理念，并通过政府转型和平权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来落实、通过(兼顾目标和程序的)建构来形成制度性保障，改革才能走出胶着区并实现“升级”，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强大。
谁的改革？为谁而改？
当GDP总量排名全球第六、甚至可能第四，当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已严重到需要政府重点解决的时候，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达到空前规模。
但对普通劳动者来说，经济增长不等于自身收入增加、更不等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高；产能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需求，尤其是内需不足而过剩！探究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不得不涉及到“谁的改革”、“为谁而改”的讨论。
有两组数据分别表明，普通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程度很有限；同时有限获益还被转移殆尽。一组数据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测算，从1978年到1999年的22年间，有7年的全国工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较上一年稍高、其余15年都比上一年稍低；而从总体上看，在GDP高增长过程中，工资总额占GDP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从最高的1980年的17.1%，几乎是“稳步地”下降到最低的1998年的11.7%、足足下降了5.4个百分点。李志宁文章未包括近几年数据。记者测算了近几年工资总额占GDP中的比重，基本上在12%左右摇摆，譬如2002年为12.8%、2003年为12.6%。另一组数据是工资总额与部分大宗商品和服务的比较：2003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为14744亿元，而全年商品房销售额为7671亿元、电信业务总量为6739亿元——后两项数字加和，就基本上等同于全国工资总额了。
普通劳动者为何不能充分享有经济增长的好处？直接原因是一般劳力价格被过分低估。对此现象，供求关系失衡是一般多见的解释；还有人质疑若政府通过制定“最低工资”等手段干预，就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竞争状态。但现实中，正常的市场竞争状态既不是行政垄断、也不是不公平竞争或过度竞争。中国的劳力市场则存在明显的过度竞争现象，此外雇工企业还设法逃避对劳力提供必要劳动保障的义务。劳力工资本已低廉，如果再不把养老基金、医疗保险等纳入到劳力成本中去，劳力价格的严重扭曲简直无以复加。因此说，劳力得不到足够保护的重要因素，是由于政府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够。另一方面，像电信、房地产等垄断行业，却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享有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普通劳动者的有限收益，也就这样通过价格杠杆被转移走了。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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