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归罪到主观归罪，再到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人类在刑法思想史上经历了相似的路程。从刑罚目的论研究的角度我们不难找到答案。人的活动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但这并不等同于意志的绝对自由，人的认识和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制约的，人只有在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时才获得意志的相对自由。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根据本人的意志选择的，这种选择使自己处于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地位，其意志产生的行为必然要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与制约。所以，犯罪人应该对本人意志产生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立法中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不同规定是出于刑罚目的论研究和对刑事政策的考虑，判别中止犯与未遂犯的关键在于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时的意志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表彰之处，这也是判断中止犯与未遂犯最根本的标准。运用这种标准，不仅可以解决许多在犯罪论注释层面争议不休的问题，而且简便易行，便于司法实践操作。例如：在一起故意杀人犯罪案件中受害人为了脱身向犯罪人许诺日后满足其要求的条件，犯罪人信以为真便停止犯罪，该种情形应该如何定性呢？从注释层面看：一方面，犯罪人放弃其犯罪意图时，不存在外界致使其行为无法完成的障碍，他完全可以将犯罪进行下去，这种因己意而停止犯罪的情形只是基于犯罪人一种“犯罪已不必完成”的想法而已。另一方面，犯罪人得到受害人的假意许诺后停止犯罪的情形，与犯罪人误以为有障碍（但实际上这种客观的障碍并不存在，乃是其认识上的障碍）妨碍其犯罪行为实施而致犯罪未遂的情形一样，只不过后者以为犯罪已不能完成。但其共同点是犯罪人因为对事实认识错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而放弃了犯罪行为，违背了犯罪人真实意图的，在这种情形下的行为人并没有真正放弃犯罪意图，也无悔罪的表现，不存在法律上可倡导之处，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形应该定性为犯罪未遂。又如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遇到受害人是熟人而放弃犯罪的情形，我个人认为应该将这种情形定性为犯罪未遂。因为以熟人为侵害对象会使犯罪人感到将会面临身败名裂以至锒铛入狱的危险，这种情况下放弃犯罪的行为并非出于犯罪人真诚悔悟和对法律价值的重新承认，而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停止的犯罪行为是有悖于立法中所设立的中止制度本意的。
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相比较，前者是出于己意而停止，后者则是因障碍而停止，犯罪人所表现的主观恶性不同，人身危险性的差异也不尽相同，刑法为了更好地完成尊重人权与社会防卫的功能，必然对其规定不同的待遇。立法之所以规定“中止犯应当免除处罚或减轻处罚”、“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是基于刑罚目的的研究，以此鼓励行为人悬崖勒马，放弃正在实施的犯罪行为或积极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完成立法本意中的规范、保护和教育的功能。
2、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心理区别
犯罪是一种由行为人心理支配的必然要受到刑法的否定与制约的行为活动，而《犯罪心理学》则是一门研究犯罪活动与心理学关系的学科，虽然对《犯罪心理学》仅仅是浅尝辄止，但法律工作实践使笔者认为，犯罪与心理学的关系如同疾病与发病机理。通过这门学科我们知道：失衡的心理导致犯罪。反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犯罪行为和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中止与未遂作为故意犯罪的两种形态和犯罪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唇齿相依。
在撰写这篇论文时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通过借鉴前人的经验我认为，虽然对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区别有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论断，但我本人认为：几乎所有这些论断仅仅是从表象，以各国刑法典对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所做出的定义之间的比较上，以一种类似于“数学归纳法”的模式作出论断，而忽视了犯罪作为受行为人意识支配的活动的心理基础。虽然通过对各国关于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不同立法规定可以探寻出两者不同的立法本意，但我认为：寻求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探索两者在“法的性格”上的不同，因为犯罪的产生是以行为人为基础的，行为人实施故意犯罪行为时拥有的被动或主动的不同心理状态也必然对犯罪的形态产生不同的结果。或许这种平行于其他学者论断的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探索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新思路并不完善，但我本人更愿意以一种“投石入水观涟漪”的心态期待着这样一种新的观点能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帮助。
我国刑法第 23 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 24 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因此，我认为从心理角度出发：犯罪未遂成立的前提依赖的是犯罪行为人所面对的客观因素阻碍了犯罪行为的实施，而且这种客观因素的出现和存在不能使行为人自己的心理和意识进行主动地支配，而且也不受其心理和意识地支配，这种客观的因素包括实施犯罪的客观环境、客观条件、现实结果以及犯罪人实施犯罪过程中遇到的心理上对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现实结果的认识障碍、错误评价等。犯罪行为人此时的主观意识并不是一种完全主动停止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是一种被动接受客观因素出现或者因客观因素出现后而改变其初衷的情形；但犯罪中止成立的前提依赖的却恰恰是犯罪行为人本身所拥有的主观因素，而这种主观因素是受行为人心理和意识支配的。此时的犯罪行为人是一种以主观意识支配而自主地停止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是一种主动改变其犯意的情形。显然，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行为人实施故意犯罪行为时拥有的被动或主动的不同心理状态也必然对犯罪的形态产生不同的结果”的含义。通过比较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在行为人心理上的区别，我们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中止制度设立的鼓励向善的立法本意，还能将其应用于一些不易定性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以前面所举例的故意杀人为例：受害人为了脱身向犯罪人许诺日后满足其要求的条件，犯罪人信以为真便停止犯罪。从现场的实际情况而言，犯罪行为人意志以外所不能控制的受害人的假意许诺造成的客观因素成为了致使犯罪人无法完成犯罪行为认识上的障碍，也就是说犯罪未遂所依赖的阻碍犯罪实施的客观因素的成立，另外也正是这样一种客观因素的出现从而改变了行为人原本的主观意识。所以该案应以故意杀人（未遂）来定性。再来讲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遇到受害人是熟人而放弃犯罪的情形。犯罪人本欲实施犯罪行为，但碰巧受害人正是犯罪人的熟人，这种情形是出乎犯罪人的意料的，这种客观因素的出现使得行为人在心理上不得不被动的接受，并且由于犯罪人感到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将会面临身败名裂以至锒铛入狱而改变了其原本要实施犯罪的主观意识。再以一起故意杀人为例：犯罪人持刀将被害人砍成重伤，犯罪人自知实现其杀死被害人的犯罪意图所必要的行为尚未实行完毕，被害人尚未死亡而且也不是必死无疑，他完全可以将杀死被害人行为实施完毕，即此时犯罪行为尚未实行终了。但是，被害人这种情形若得不到及时抢救，极有可能会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在这种犯罪行为尚未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行为人要成立犯罪中止，就不能仅仅停止杀人行为的继续实施，而是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主动积极的行为来防止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实践中，只有避免被害人死亡的发生才能认定行为人犯罪中止的成立；如果行为人只是消极地停止了犯罪行为，不去积极地避免被害人的死亡，或者自认为被害人不至于死亡而未采取抢救等避免死亡的措施，使得被害人死亡，那么行为人就不能成立犯罪中止，而是犯罪既遂。这不是对犯罪人成立犯罪中止的苛求，而是犯罪中止制度所应有的本意。如果在本案中，犯罪人将被害人砍成重伤后认为被害人必死无疑而离开现场，但却没有料到被害人因群众及时送往医院抢救活了下来。那么，依据本人的观点，该案应定性为故意杀人（未遂）罪，因为被害人没有死亡的结果并不是出于犯罪人的本意，这种结果也是行为人在心理上不得不被动接受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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