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参见李心鉴著：《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 参见汪建成著：《刑事诉讼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9页。
[3] 转引自《刑事审判原理论》（陈瑞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4] 参见陈瑞华著：《价值理论的四个模式》，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2期，第1页。
[5] [英]边沁语，转引自《刑事审判原理论》（陈瑞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6] [英]边沁语，转引自《刑事审判原理论》（陈瑞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7] [美]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转引自《诉讼法学研究》(樊崇义主编)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8] 参见黄松有著："程序价值理论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10月13日第3版。
[9] 参见甄贞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7页。
[10]转引自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11]参见甄贞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7页。
[12] 参见[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3] 陈光中、王万华著："论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兼论诉讼法的价值"，载《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14]陈光中、王万华著："论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兼论诉讼法的价值"，载《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15] 参见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转引自甄贞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页。
[16] 参见李文健著："转型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学及其价值论"，载《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17] 参见汪建成、王敏远著：《2000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载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18]参见汪建成、王敏远著：《2000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载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19]例如，马克思曾指出"国家对于被告有特定的权利。因为国家对于这个人是以国家的身份出现的。因此，国家就有责任正式以国家和根据国家的精神来对待犯罪，国家不但有把事情办得符合自己的普遍性和自己的尊严的手段，而且也有把事情办得适合于被告公民的权利、生活条件和所有权的手段--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是拥有这些手段并加以利用。"这段话就不是采用认识论的方法，而是采用价值论的方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4页。
[20] 参见汪建成、王敏远著：《2000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载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21] 参见汪建成著：《论刑事诉讼中的利益观》，载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
[22] 宋英辉著：《论刑事诉讼中的权衡原则》，载于《法学研究》1993年第5期。
[23] 该论者进一步指出，刑事诉讼中实体与程序、实现国家刑罚权与保障人权的冲突，常常表现为追求个案被告人的惩罚而牺牲诉讼的某项制度或程序，即表现为个别利益与总体利益的冲突。由于总体利益在一般情况下会更接近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因此，在利益冲突选择上，一般应选择总体利益而舍弃个别利益。参见宋英辉著：《论刑事诉讼中的权衡原则》，载于《法学研究》1993年第5期。
[24]参见汪建成著：《论刑事诉讼中的利益观》，载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
[25] 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在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这种利益选择的变化：由于对刑事诉讼效率的重视，才可能有简易程序的设立；由于对被告人人权保护意识的提高，才促进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由于对辩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增强，才将被害人上升为诉讼参与人，等等。参见汪建成著：《论刑事诉讼中的利益观》，载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
[26]参见汪建成著：《论刑事诉讼中的利益观》，载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
[27]参见汪建成著：《论刑事诉讼中的利益观》，载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
[28] 汪建成、孙远著："论司法的权威与权威的司法"，载《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刑事诉讼卷）》（陈光中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29] 参见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30] 参见孙谦、郑成良主编：《司法改革报告--有关国家司法改革的理念与经验》之《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9－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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