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第十条，《土地管理法》第二条都明确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土地实行征用。但对于何谓“公共利益”，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都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界定，而在现实生活中，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成为职能部门和主要行政领导自由裁量权力范围，由此导致征地范围过宽，侵犯林农权益问题时有发生。为此应对“社会公共利益”予以严格界定，应解释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直接的利益”，这样更为合理。对此我国最新的《物权法》修改草案第48条专门予以规定: “因救灾、战争等紧急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自然人、法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给予补偿。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其规定仍然具有模糊性，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

完善占用征用林地制度，保障林农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征地程序，国家要对集体经济与林农给予公正补偿。目前调整补偿这方面社会关系的是森林法》第16条、第17条和第18条，2001年1月4日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占用征用林地审批管理办法》以及《林地管理办法暂行规定》。但由于具体实施过程中，缺乏林农的公共参与，透明度不高，导致地方政府从林农手里征地时支付的补偿费不足，但却有可能在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商业用途时谋取暴利。为此有必要在林地占用、征用制度中建立补偿标准听证制度和土地征用争议司法仲裁制度。

[i] 杨瑞龙：《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ii] 黄建兴：《林权制度改革激活了福建林业》，载《绿色中国》，2005年第4期。

[iii] 1998～2003国家森林资源清查，参见《中国森林资源报告》。

[iv] 叶继革：《林业活起来林农富起来林区强起来———三明市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与体会》，载《绿色中国》，2005年第4期。

[v] 黄建兴：《林权制度改革激活了福建林业》，载《绿色中国》，2005年第4期。

[vi] H·德姆塞茨：《产权论》，《经济学译丛》1989年第7期，转引自杨瑞龙：《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vii] R·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23页、第90页。

[viii] 董海军：《角色差距与角色调适：乡镇政府对农民权益的保护》，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中国农民权益保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ix] 【德】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53页。

[x] 转引自戴广翠、徐晋涛、王月华、谢晨、王郁：《国集体林产权现状及安全性研究》，载《林业经济》2002年第11期。

[xi] 王泽鉴：《民法物权（一）》，<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xii] 谭庆康、潘智慧：《论我国村的法律地位——对我国农村产权制度的构想》，载《法学》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