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护”的“平等保护条款”，是多数人对少数族群施加的暴政。因而这一“民主”法案不符合德沃金所宣称的民主必须遵循的限度——平等，此法案随后被宣布违宪而予以废除。
德沃金的这一平等标准其实是从另一个方面对自由的保护。很明显，如果民主的决策只是保护部分人的自由而不保护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就像20世界60年代民权运动前的美国社会一样，这样的民主显然是违反平等原则的。只有对所有人的自由都给予保护，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才算真正落到实处。
威廉·A·盖尔斯敦也提到了民主的限制问题，但他的论证另辟蹊径。在《自由多元主义》一书中，盖尔斯敦论述了价值多元主义在
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自由国家中，由于利益的充分分化、价值取向的不一和政治国家对人们价值选择的尊重，价值多元主义成为一个明显的特征。价值多元主义意味着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善”或“价值”。这些性质不同的“善”或“价值”对于社会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因而在各种“善”或“价值”之间不可能完全划分出“等级秩序”或者说做出一种“字典式排序”来。[5]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种价值多元主义，我们就必须承认：在现代社会，不存在哪一种价值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合理优先权”，[6]民主也不例外，民主也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拥有无需审查且不证自明的优先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的价值就构成对民主的限制，这些价值包括：真理和自由。[7]自由在这里再一次成为对民主的限制。
因此，以不可剥夺的自由和天赋权利——少数人和多数人在
自然及法定的自由和权利面前是平等的，来对抗暴政——“代理人的暴政”或“多数人的暴政”，成为最现实也是最为牢靠的选择。
对于公民的自由，必须加以严格的保护，它是约束民主的权力无限膨胀的重要因素，这正是密尔论述的目的之一。对自由保护原则——法不禁止即为自由——的确定，就是对公权力行使的范围划定的界限。而对自由和权利的保护，建基于对公权力的约束和防范之上。因为不管是“代理人的暴政”还是“多数人的暴政”，都是权力——以大多数民众的名义行使的权力——不受限制的结果，也是对于民主过于信任不加防范的结果。所以，无论“统治者的利害和意志”与“国族的利害和意志”是如何的一致，也即无论采用了怎样的民主形式，我们都必须对其权力加以限制，这源于权力本身具有腐败和扩张的性质。
三、自由之外的要求
对民主的限制，仅仅寄托于自由是远远不够的，密尔的眼界超出了民主的公权力滥用的范围，他看到了更为不易察觉的“权力”滥用的可能。“仅只防御官府的暴虐还不够；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对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裁剪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对于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御。”[8](P5)也就是说，社会的主流舆论和价值话语有可能压制甚至淹没处于少数地位的人们的意见，并以无形的手段强迫人们改变自我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及不同于主流价值观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样的主流舆论和价值观更为深入的透入并关涉到了人们的生活。这其实是另一种“民主的暴虐”——占社会大多数的舆论和价值话语的暴虐。
对于这种 “民主的暴虐”，能够保持个人独立性和保障个人自由的方法，就是宽容：允许不同异议——尤其在社会中仅占少数地位的人的异议——的自由表达，以及威廉·A·盖尔斯敦所倡导的“自由多元主义”——容忍各种多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存在。
允许不同意见自由表达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则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新闻，导向的是自由的社会。而对于不同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理解和包容，导向的则是多元的社会。在此基础上，一个受到限制的运行良好的民主社会才能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 [2] [8]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3] [4] [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M］．刘丽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6] [7] [美]威廉·A·盖尔斯敦．自由多元主义［M］．佟德志、庞金友．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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