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继续开展对腐败犯罪原因和对策的深层理论探讨，不拘泥于对东西方现有理论的解释与说明，争取创新与突破，为反腐倡廉提供新的理论武器
腐败犯罪作为一种普遍持久的社会历史现象，对其根源（原因）和对策的理论研究与探讨从未停止过。人们试图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各国现代化进程中贪污腐败的根源，从而揭示消除腐败的根本道路。在我国，从传统政治思维定式出发，有人认为腐败现象的根源是剥削制度；80年代中后期至今，又有不少人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来解释腐败犯罪的根源；也有人从官僚主义，权力制约失衡、失控或异化，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摩擦、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等方面说明腐败犯罪的原因，等等。国内外、东西方各种不同的腐败犯罪原因论为我们研究解决腐败根源，积极同腐败犯罪作斗争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准备。但是也应该看到，为什么按照现有理论提供的方法，腐败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控制？为什么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存在着腐败？过去人们往往认为，由于制度的健全性、资源的充裕性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差异，腐败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然而近年来，美国、意大利、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揭露的一系列腐败丑闻，证明这些国家也没有一个“干净的后院”。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有宏观社会原因，又有微观社会原因，它又是一种个人行为，还包括个人的生理、心理因素，特别是世界观等方面的原因。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造成的‘综合病症’。所以，我们必须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调查、研究和发展起来，主张者甚众。但是，仅此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借鉴，而且要创新。要通过调查总结过去的和现有的反腐倡廉的新鲜活泼的经验教训，总结、借鉴现有的东、西方理论来创新，其根本目的是发展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
五十年前，民主党派元老黄炎培先生曾就腐败导致的人亡政息问过毛泽东：你们现在行，将来得了天下，怎么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很自信地回答：我们有自我批评，有民主，让人民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深邃睿智的精采对话，无疑从一个侧面总结了无数政坛风云和世事沧桑的经验。半个世纪过去了，黄炎培的疑问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毛泽东的回答则仍受到严峻的考验和现实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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