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李鸿章具体主持海军发展的年代，矛盾就更尖锐了。此时，西方列强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蒸汽机被普遍采用，海军装备朝着大型铁甲舰方向发展，其经费也与日俱增。1861年，中国购买“阿思本舰队”只需花费白银150 万两；而20年后仅购买一艘7300吨级的铁甲舰，其费用就高达182.4万两。清政府向德国订造“定远”、“镇远” 和“济远”三舰共需银400万两。这笔经费就是临时多方筹措的。由于经费有限，清政府不得不集中力量先行发展北洋海军。由此可见，一个封建落后国家，在当时是很难搞好海军建设和发展的。
矛盾之二：中国发展近代海军没有政治之“本”。实际上，在大力发展近代海军的强烈军事需求的刺激下，“洋务运动”已逐渐引进了大机器工业，采用了新的科学技术，培养了近代海军所必备的专门人才，使工业、科技、教育都加快了近代化的前进步伐。但封建王朝没能认清形势而抓住时机，进而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王朝在政治上的腐朽和落伍。当不改变生产关系已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之需要时，清王朝宁愿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许其越出封建生产关系雷池之一步。它千方百计地“禁海”，限制对外贸易，重农抑商，顽固抵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虽一度“强兵”在先，但听任“富国”滞后，终不能达到真正的“强兵”；于是，中国海军衰败，海上藩篱尽失，国家日益沉沦，其“自强”、“求富”的整个近代化事业亦终成泡影。
矛盾之三：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仅仅用之于“防”。清政府在发展海军时全然没有高瞻远瞩的国家发展战略，从来就未从国家需要控制和利用海洋的高度，去作发展海军的通盘筹划。这必然制约着海军的军事战略，因为服务于闭关自守的国家政治目标时，海军只被用于守卫海防，保住疆土；而不需要争夺海权，不需要具备远洋进攻的能力和信心，也不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
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迟于日本，当时完全具有与日本同等的在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可惜的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没有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个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近代新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陈腐轨道，企图用代表和体现着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濒临死亡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执政者们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但他们在海军战略方面的实践，已最终充分证实和检验出海权的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海权这一把无情的时代利剑，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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