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积极培育并保护这种社会组织的成长，同样可以有效消解权力的独断单一，制约权力的任意专横，实现社会利益的协调，构建和谐社会。活跃于市民社会舞台上的大量自治性、多元性、社会性和开放性的社会团体，是相对脆弱的各个私权利联合起来抗衡专权、暴政的有生力量。它们一方面有独立发展的趋势，要求政府尽少干预而维护其自治，扼制国家权力职能和范围的扩张；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多元权力中心的形成，直接
影响着国家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民主政治参与，形成市民社会下权利意志的独特表达渠道，向公权力的归属与行使主体提出权利实现的要求，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的任意性受到控制。当“政府政策大多是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决定” 时，便意味着私权利所表达的利益追求已经纳入到公权力的视野之中，公权力的专断受到了制衡。社会组织通过参与权力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使集权增长受到扼制，使社会自主自治权利得到扩展，从而抵消了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控制，保障市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
总之，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首先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和谐。然而，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总的权利（力）是一个定量，而公权力、社会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则成反比例关系。在这三种权利（力）中，私权利是基础，社会权力是调节器，公权力则是手段。要实现相互之间的和谐，就需要使政府权力与责任分配达到均衡，如果政府控制经济资源多、干预市场多而提供服务少、提供公共产品少，那么公权力、社会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比例就会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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