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债发行规模进入90年代以来迅猛增长的主要背景，在于自80年代初就确定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思路，致使“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国家财政的职能范围又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国家的财政支出特别是中央财政支出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加之
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国债的筹资成本长期偏高，国债的发行规模迅猛增长就在所难免。至于国债发行规模阶梯式上升的具体原因，则在于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的根本转变。1981-1987年以前这个期间，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除发行国债以外，主要是由财政向银行透支。1987年国务院做出了财政部的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明确规定。因此，从1991年开始，为了弥补日益增加的财政赤字，国债的发行规模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首次接近200亿元大关。1994年为了支持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理顺财政银行关系，我国正式确定了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或不得用银行的借款来弥补的制度，至此，发行国债就成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债务还本付息的唯一手段，从而导致了政府举借国债的第二次飚升，年度国债发行额首次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二、衡量国债规模的两个主要指标
1．债务负担率。是国债累积额与同年GDP的比重。其
计算公式是：债务负担率=（历年发行、尚未偿还的国债累积额÷当年GDP）×100%。它着眼于国债的存量，反映国债累积总量相对于同年经济总规模的比例关系。这一指标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和全局，而不是仅从财政收支上来考察和把握国债的数量界限。截至1996年年底，我国历年发行、尚未清偿的国债累积额为4265.84亿元，大约占同年GDP的6.3%。这一数字，同美国的69%(1994)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同一指标相比，似乎并不大。但是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近几年来，我国国债的发行额每年都在以30%左右的速度递增（1994、1995和1996年的递增率分别为：58.99%、31.87%、26.95%），而且我国的举债
历史并不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累积规模之所以如此庞大，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积累下来的。如果我国按照
目前的势头
发展下去，那么要不了多久，我国的国债规模很可能会赶上已经有几百年举债
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
2．债务依存度。是国债发行额占同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其
计算公式是：债务依存度=（当年国债的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额）×100%。它着眼于国债的流量，反映当年财政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在我国这一指标的计算有两种不同的口径，一是以全国的财政支出作为分母，二是以中央财政支出作为分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级财政制度，国债是由中央财政来发行、掌握和使用的，所以，使用后一种口径（即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国债毕竟是一种有偿性的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主要还是应依赖于税收，债务收入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收入。因此，国债规模的合理性主要可以根据这一指标来判断。从表2中可以看出，
表2
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 单位：亿元
年份
政府债务发
行额
全国财政支
出
中央本级财
政支出
第一口径计算的债务依存度
第二口径计算的债务依存度
1991
461.40
3813.6
1337.61
12.0
34.5
1992
669.68
4389.7
1609.01
15.2
41.6
1993
739.22
5287.4
1648.20
13.9
44.9
1994
1175.25
5792.62
2253.79
20.3
52.1
1995
1549.76
6823.72
2873.75
22.7
53.9
1996
1967.28
7973.55
3466.59
24.8
56.7
1997
2476.82
9233.56
4450.87
26.8
55.6
自1994，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已经超过了50%，而且一直呈攀升之势。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出,在1997年我国整个国家财政有1/4以上的支出、中央财政有近3/5的支出需要靠发行国债来维持。如果说26.8%的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还没有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的话，那么55.6%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大大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15-20%）。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要目标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的一半以上要依赖于发行国债，这不仅与政府活动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照此发展下去，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从以上两个指标中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国债规模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而且这一风险主要体现在国债的发行规模（而非累积规模）偏大。国债发行规模的偏大又集中表现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偏高。 三、债务依存度偏高的原因
债务依存度偏高是国债发行规模偏大的结果。债务依存度偏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一）体制改革。随着政府减税让利这一改革步伐的迈出，财政的亏空也越来越大，赤字连年不断，而且只增不减。在允许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同时靠向中央银行透支和举借国债两种方式来弥补。但是向中央银行透支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1994年彻底取消了财政向中央银行的透支，这样财政上的赤字就只能由举借国债这一种方式来弥补。随着弥补赤字方式的“双轨制”转入“单行道”，国债的发行规模亦由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几十至几百亿元，一举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二）税收“缺位”。在改革前，与我国传统的收入分配机制相伴随的财政收入结构是税利并存， 以利为主，而且来自国有
企业的缴款占大头。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国家统管城市职工工资的格局相继被打破，原有的财政收入渠道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然而，在人们的纳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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