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

在公共财政和公共选择理论中，我们很少看到对财政压力和国家义理性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马斯格雷夫仅把财政成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即市场经济对应（马斯格雷夫1969）。Wildavsky（1964）和Niskanen（1971）讨论了政治过程中国家预算的形成及管理，但他们的侧重点都放在了对官僚行为方式的考察上。Brennan和Buchanan（1980）强调课税的权力要在立宪层次上讨论，但他们始终站在选民的角度分析。O’Connor（1973）声称要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剖析财政危机对国家义理性的影响。他的观点在经济学之外（主要是政治学界）才引起较大的反响。历史学家，或是经济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则常常对财政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保罗·肯尼迪（1988）在谈到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时着重谈到由战争引起的财政压力迫使国王们改弦易辙，图谋改革。Tilly（1975）等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更为全面和有说服力。金德尔伯格（1985）和诺斯（1981）都谈到了面对财政压力，英、法等国的不同改革措施对其后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8）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财政和国家义理性之间的关系。

在国王们力求缓和财政危机的过程中，国家不断退出已往的特权领域，创造了新兴财富的新兴组织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这就是民主制的起源。这似乎可以说明，民主制的出现是治国者自利行为理性化和长期化的制度努力（Olson, 1993）。同时这也有助于说明，制度变迁是一个由决策模型向博弈模型过渡的过程。

读者不难发现，以下的讨论大体上是以近代民主政体为主要背景的。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已经感到，以既有的公共选择和政治学理论研究其它政体存在诸多困难。我们对此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即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必须在已有的理论上有较大的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国家的义理性来自其所实现的公平和效率。近似地说，公民往往更注重公平原则，而官员则会从国家的行政效率判断其义理性程度。

值得提出的是：（1）一党制下的官员体制与多党制下的官员体制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一党制下，还必须考虑意识形态和党纪对官员的约束；（2）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它们的身份是双重的，也就是说，它们一方面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也部分地承担“治国者”的某些责任（因此它们也关心自身的某种义理性），另一方面，它们也包括在国内的官员体系中（因此其某些行为会较多地符合官僚行为模型）。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之所以先从农村开始，是国家选择重新结盟，寻找改革成本最小化的结果。传统体制下存在社会成员的等级制，城市居民是既得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国有企业工人和国家官员、干部。1978年改革先从农村入手，是因为甩包袱的成本最小（因为农民本来从计划体制中获得的利益就不多）。同时，国家向地方政府放权，以获得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这是寻求义理性增加的最大化的结果。农村改革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既减轻了国家负责就业的潜在负担，又创造了积极的新增长源泉。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的利益密切相关，进一步促进了新兴部门的繁荣，推动了向市场经济过渡。

由于计划体制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国家有义务保证公民的就业权利（至少是国有企业工人的就业权利），因此充分就业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义理性最大化追求的第一个目标。这个充分就业目标是靠用行政命令，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来实现的。但做为对此的补偿，国家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同时，由于计划体制国家在建国时基本上都是落后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它们不惜选择重工业优先的战略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追求较高的增长率。为此，微观经营单位必须严格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生产的目标是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社会主义国家追求这两种目标的必然结果就是计划体制的确立。就其运作方式来看，计划体制的实质是财政主导型的。

亨廷顿意味深长地写到，“改革者必须具备比革命者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改革家“比起革命者来，他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变革的路径、手段和时机上”。参见亨廷顿（1968）。不过，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重大决策，至少是在改革初期的决策，更多情况下并非深谋远虑，而是权宜之计。

中国建国之后曾有过三次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分别发生在60年代初、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每一次重大的改革，均是在出现财政危机之后发生的。60年代初国民经济极度困难，但当时并未发生改革。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国民经济困难属于自然灾害和经验不足带来的政策失误，社会主义国家的义理性基本保持不变。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暂时性的。不过这次暂时性的政策调整对之后的1978年改革有很大影响。在1978年，积极改革的省区绝大多数都曾在60年代受灾严重。1978年改革的最初措施大多也都是沿用60年代的经验。（凯恩，1988；） 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危机。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国家领导集团面临继承危机和领导能力危机。华的“洋跃进”带来建国之后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导致了华路线的失败。吸取华的教训，邓的改革主要以退出和放权为主。

在经历了最初的经济跃进之后，传统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1）经济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家直接投资的不断注入，而且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最终必然会遇到要素报酬边际递减的困境：为了维持原有的增长率，所需追加注入的资金量将成倍上涨。（2）传统体制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缺乏竞争和劳动激励不足，抑制了经济增长速度，引起国家收的基础相对萎缩。（3）错误地执行人口政策使人口增长过猛，人口压力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

参考文献：

奥尔森，1982，《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3年中译本。
贝尔，1978，《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
贝特兰，1971，《纳粹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译本。
陈云，《陈云文选》。
樊纲，1996，《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
亨廷顿，1968，《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
黄仁宇，1990，《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台湾联经出版社。
金德尔伯格，1985，《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
凯恩，1988，《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