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即“甩包袱”在前，“向新增财富征税”在后。

　　依常情而论，国家主动降低其公共产品的供给会引起义理性的下降，但在财政压力相当迫切的情况下，这种义理性的下降可能是有限的。在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经为公民了解，而国家依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稳定性的条件下，公民会预期到在原有体制下寻求进一步收入分配的“寻租活动”的收益是递减的，希望国家能够提高福利水平甚至维持原有福利水平已经是此路不通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家在“甩包袱”的时候常常能够给予公民更多的权利，因此公民会把更多资源投放到体制外的寻利活动中。面对国家的财政危机，官员的反应要更为复杂：一方面，官员直接拥护国家统治的稳定性，不愿看到国家因为财政压力而破产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如果官员们都预期国家的财政破产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们会象挤兑银行那样争相“提出”原有体制下自己可以控制的那部分国家财产，结果就果真促成了国家的财政破产（Solnick，1996）。我们在此暂且排除后一种可能性的发生。

　　“甩包袱”首先意味着国家要退出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一方面，国家不再作为公共产品的垄断供给者，另一方面，国家也不再承担分配公共产品的责任，而是让公民作为消费者直接从新的供给者那里直接购买，这便创造出了巨大的市场和巨额的利润。这些市场和赢利机会被释放出来之后，又会不断引致出新的潜在的市场和利润。于是，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便有了可被组合和配置的场所。
　　与此同时，“甩包袱”还意味着从旧体制中分离出去的生产要素现在必须在竞争中自己求生存。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创新活动，那么新兴部门在适应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扮演的正是创新者的角色，它们逐渐成长壮大，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新兴部门持续增长，而旧的既得利益部门则相对停滞，最终，两个部门之间的增长率的差别会变成它们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所占份额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新兴部门适合充当转折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新的可靠来源。

　　最后，新兴组织的出现可能是打破旧有“分利集团”的一种有效办法（孙广振和张宇燕，1997）。奥尔森（1982）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在他提出的消除分利集团的诸种设想中，有两种与过渡经济最为相宜：奥尔森谈到，采取剧烈变动的措施并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改革），或是从在封闭的体系之外引入自由贸易（开放），都能有助于削弱分利集团的影响。由此可见，改革和开放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在旧体制之外培育出了新兴组织，而经验研究表明，新兴组织形成垄断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利用新兴组织打破“分利集团”，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兴组织在转轨时期可能会为国家提供新的义理性的支持。

　　再看相反的情况，即先“向新兴财富征税”，再“甩包袱”。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虽然可能获得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暂时缓解财政危机，但从长期来看，在没有遏制国家财政支出急剧增长的条件下增加财政收入，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在向新兴财富征税的同时，国家并不会相应地让渡权力或主动提供产权保护，新兴寻利集团在和“寻租集团”的竞争中本来就已经处在劣势，而政府的过度干预和高额征税对新兴组织的壮大不啻釜底抽薪。结果，“寻租活动”日益猖獗而“寻利活动”逐渐萎缩，经济增长将失去动力，国家亦将因无法解决财政危机而失掉相当的义理性支持，最终的结局可能是改革失败甚或政权倒台。

　　既然这种先“向新兴财富征税”后“甩包袱”的改革路径几乎注定失败，为什么在历史中却屡屡见到改革者重蹈覆辙呢？原因可能在于：（1）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使治国者对未来收益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说，如果治国者对未来收益的贴现率过低将导致政治上的短视行为；（2）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往往过于强大，给改革带来了阻力；（3）由于原有的税收体制所限，或因为由体制创新到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达数年甚至十数年的时滞问题，由新兴组织创造的财富无法及时地转化为国家岁入，而财政危机的迫切性可能使国家不得不放弃改革的努力，而是用出卖特权的方法换取短期内稳定的财政收入。这种方式从短期来看可能富有成效，但其长期后果则是有害的。因为用特权换岁入的方式损害了产权安排的公正与平等，而一个缺乏公正与平等的产权制度会挫伤人们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并由此使经济萎顿。　
　　温习中外历史上的改革经验，是为了寻找解释当代中国改革的理论。在经过了一番初步的、但仍然要算是非常艰难的探讨之后，我们想在此文的结尾处引申出关于中国改革的一个命题。当然，这一命题在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个初步的假说和猜想，但进一步的理论论证和经验分析恐怕就只能留待以后的工作完成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建立的计划体制，归根结底是为了帮助实现国家目标。这种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体制。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财政关系的变更贯穿始终。尤其是在传统体制的后期，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处于财政紧张的局面，这可能是导致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直接原因。在这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财政压力面前步步后退，新兴的经济组织逐渐繁荣，国家与新兴组织之间较为稳定的合作促进了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线索。
　　注释：

解释中国的改革进程，至少需要总结近20年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并且最好能够追溯到计划经济体制最初在中国的确立，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学者已经作出了一些尝试。林毅夫等人（1994）对计划体制的起源给出了一种较为完整的解释。他们谈到，计划体制在中国的确立，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国家追求赶超战略的产物）。周其仁（1994）以建国以来中国农村产权结构的变革为例，说明了有效的产权可以通过社会各种力量和国家之间的博弈产生。王绍光和胡鞍钢（1993）强调了财政汲取能力在国家能力中的重要性，以及财政压力对国家维持其合法性的重大挑战。我们在分析国有企业的一篇论文中（1996）也已经指出，财政困难是国家改革国有企业的终极原因。

人口压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义理性影响尤为重大。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之间存在某种隐含的“社会契约”，即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就业权利。比如Granick（1987）提出，在苏联型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函数中，工作权利被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50年代已经指出，人口过多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他强调了两个方面：其一，人口过多会影响经济增长；其二，人口过多会增加对福利以及就业需求的压力（马寅初，1979）。给我们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陈云同志的有关论著。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