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

摘 要

　　本文试图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中找到重大制度变迁的一般性的最初起因，例如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

　　治国者为了维护一定的义理性水平，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这就造成了财政压力，财政压力积聚到财政危机时，国家开始寻求改革，改革的最佳路径是先“甩包袱”再“向新兴财富征税”，但由于某些原因，改革的次序会被颠倒，并导致改革的失败。

　　关键词：治国者、义理性、公共产品、财政压力、制度变迁。

一、引言

　　如何解释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改革，解释一个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这对于现有的经济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为一些转轨国家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实施中却不断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这似乎能够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某种缺陷，对过渡经济的认识则准备不足。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过渡经济问题时却显示了相当的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理解为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并在分析制度变迁过程时强调组织和制度的互动关系。在新兴的过渡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可能会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Clague et al. 1992；盛洪，1994；Lichtenstein, 1996）。现有的过渡经济学或者侧重从总体上比较激进和渐进这两种改革方式的效果，或者具体分析过渡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本文则试图在已有的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寻找某种可以进一步解释中国改革进程的分析框架。本文尤其关心的问题是，能否从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中找到重大改革的一般性的最初起因，同时，在我们看来，对改革的起因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之后，才能更好地解释改革之路径。本文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命题，即财政压力决定了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和许多其它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一样，本文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我们也认为，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改革的最终结果则取决于改革过程中各种组织的相互博弈。在本文中，我们想更为明确地提出：

　　1．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国家的主导作用未必就是说国家会按照长远而详尽的纲领和计划领导改革，在我们看来，所谓国家的主导作用指的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统治之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由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作出的自我调整。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国家逐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而放松管制和主动退出都是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理性决策的结果。国家的自我调整意味着对于治国者而言，维持统治的外部条件发生了较为持久而重大的变化。一般而言，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1）人口压力。人口的数量变化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绩效（Forgel,1994），诱发制度的变迁（诺斯，1981），还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政权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2）外部竞争。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长治久安不仅取决于内部稳定，还取决于和其它国家之间的某种竞争，比如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更高水平的福利和安全；（3）制度僵化。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一种良好的体制能够一劳永逸地保证国家的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僵化症”往往会阻碍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引发政权危机（奥尔森，1982）。

　　2．国家与各种组织的博弈决定改革的路径。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最终成功可能取决于国家能否和新兴组织达成合作和结盟。在已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们几乎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转轨时期新兴组织的寻利活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Krueger,1992）。此外，除了在经济方面对改革的贡献之外，新兴组织的壮大还能给治国者提供新的义理性支持。当然，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需要看国家和新兴组织之间能否达成稳定的合作，具体地说，这种稳定合作的内容就是新兴组织用稳定税收换取国家提供的产权保护。
二、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学

　　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系统，至少包括三种不同角色的参与者，即治国者、官员和公民。经济学家在研究政治体系的时候，总是将政治系统中的参与者假定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虽然这种假设多少是为了更为得心应手地应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同时它又是与源于霍布斯和托克维尔等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思想一致的。研究政治决策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公共选择学说。其中，对公民参与政治决策之规则和过程的研究（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 ），以及对官僚行为的研究（Downs, 1957；Tullock, 1965; Niskanen,1971），都已经相当深入。相比之下，对治国者的研究则较为欠缺。本文试图对治国者（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方式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以期能进一步充实经济学文献对国家的考察。

　　本文假定，治国者的目标函数是追求义理性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治国者关心的是长治久安，即尽可能持久而稳定地维持政权的统治。马克斯·韦伯可能是最早讨论义理性的学者之一。他在《经济与社会》中曾给出了一个关于义理性的定义：“社会学所要讨论的政治系统的义理性，只能是［符合命令－服从关系的］相应态度存在以及由此引发出与之相符的实际行为二者相关程度的可能性。”（Max Weber，1968）。换言之，义理性是指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只有符合义理性的执政者，才有可能长期、稳定地治理国家。利普塞特上承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指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程度，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义理性。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即完成政府基本功能的效率；义理性的意义是指，“这个制度能否形成并维持这种信念，即现存的政治制度最适合这个社会。”利普塞特说，有效性维持政府的运转，而义理性则提供价值判断。在他看来，义理性危机是变革的转折点。（利普塞特，1993）后来，政治学和社会学对义理性的含义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政治学文献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义理性的含义：（1）对政府运作的评价（基于效率标准或基于公平标准）；（2）公众对政权的接受程度（主要是根据公众参与政治的程度加以测度的）（Weatherford, 1992）。

　　本文对义理性的讨论与上述各种观点略有不同。我们认为，治国者的义理性归根到底来自公民和官员对其的拥护。更具体地说，义理性有两个来源：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