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则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企业管理当局
会计政策选择立场问题，就是站在何种角度选择企业的会计政策的问题。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立场应是多重立场，主要理由如下:一是现代企业以各种契约(合同)为基础，会计在代理各方利益关系之间起到一种平衡作用，迫使会计采用多重主体的立场;二是选择会计政策要考虑企业所有权结构，例如以举债经营为主的企业，债权人的意见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否则企业融资就会发生困难;三是政府可能利用会计数据对企业进行管制或干预，也会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产生影响，等等。
本文认为，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立场应是企业关理当局的立场，其理由如下:第一，企业管理当局是会计信息的垄断者。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导致了股东与管理当局之间潜在的矛盾。特别是管理当局的目标与股东的目标不一致。在一家大型的股份公司里，股权可能极其分散，股东对管理当局的控制就更弱。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导致了管理当局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工作，而不是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而决定了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的垄断地位。早在40年代，佩顿和利特尔顿在其专著《公司会计准则绪论》中指出:公司组织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呈现分离的趋势，以致形成一个权责系统，其中每个人的判断和决定都不能完全独立与超然，公司管理当局为了取悦于利益集团某方或某方卸责而不能完全依照客观事实决定财务报告的内容。显然，要分析企业会计政策的立场，也就是分析企业管理当局的立场。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指出:企业对外会计报告对企业利益集团具有决策意义，所有这些团体在对会计程序与方法做出选择时都是为了尽可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戈登在60年代中期就阐述了企业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选择时，尽可能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第二，企业管理当局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要运行，必须有一定资源。企业管理当局能否获取投资者的资源，取决于股东债权人等对他们的信赖程度，而信赖的基础就是信息。各方根据所得到的有关企业管理当局的各种信息，其中包括会计信息，来评价企业管理当局的经营能力和道德品质。为了获取资源，企业管理当局必须向各利益相关方提供能证明其使用效率的信息，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代理人的管理当局是自身效用最大化者，当发布公允的会计信息可能损害他们效用最大化目标时(如严重亏损可能导致他们报酬的大幅减少甚至被解聘)，他们就有动机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甚至提供虚假会计报表。一般来说，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同时也是一个有效的信息市场。企业要从资本市场上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所需要的资源，它就必须学会利用会计信息的披露来树立其健康的财务形象。一般情况下，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越好的企业，通常也被认为是财务状况越健康的企业。但是，由于企业生产上的周期性、季节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其业绩很难保持一个固定不变的增长势头，甚至会出现大幅度地波动。因此，企业管理当局的最佳选择通常就是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左右会计信息的生成，以维持企业“稳中有升”的财务形象。当企业业绩很好时，他们可能多提准备;而当企业业绩不好时，则通过动用这些准备来平滑收益。因此，企业管理当局在选择会计政策时，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第三，会计信息是考察管理当局受托责任的主要指标。现代企业被认为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各利益主体为其自身利益所驱使;而委托— 代理关系实际上是一方同意代表另一方行动的关系。所以，有些企业管理当局之所以会愿意受雇于企业，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有形的或无形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丰厚的报酬或高额的在职消费等).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管理企业只是他们获取自身利益的手段。而会计信息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反映企业管理当局的业绩，用以解除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但由于管理人员努力程度的不可观测性，所以会计信息反映的相关指标就成为委托方评价受托方经营业绩的主要尺度。这促使管理当局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甚至违背会计准则)，通过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左右会计信息的生成，以获取自己的利益，即会计政策的选择立场实际上是企业管理当局的立场
（二）、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
因为企业的各利益相关方都对企业进行了某种投资，他们都期望能从企业创造的利润中获取相应份额的收益，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减少摩擦和代理风险与代理成本，个利益相关方就希望通过以订立合约的方式来具体规定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每个利益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因此，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雇员都与管理当局订有某种合约。当然，这里所指的合约的泛指的，它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有形的与无形的、自愿履行的与强制履行的。与这些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合约就是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应考虑的因素。
1）、与股东的合约。根据治理结构理论，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高度分离，甚至是“彻底”分离，管理当局拥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公司甚至有“经理帝国”之称。但是管理当局经营管理的资产终究来源于各相关方的投入，其中股东的投入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在管理当局与各相关方订立的合约中，与股东的合约是最为重要的合约之一。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股东与管理当局处于委托——代理链的两端，两者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只要不存在一种能够反映企业行为的充分信息指标，企业管理当局总要利用其信息优势侵犯股东权益。要使管理当局的目标与股东目标趋于一致，通常是通过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订立的管理契约来实现的。一个有效的管理契约应当为管理当局提供恰到好处的激励，促使其行为选择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但由于许多企业并未上市（即使是上市公司，其股价也并不能完全代表企业的价值，特别是我国，流通股仅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多），从而企业总价值的变动很难被预测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收益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变动最适当的指标。根据分红计划假设，若其它条件保持不变，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其管理当局更可能采取把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到本期确认的会计政策。我国《公司法》第38条规定的股东大会的职权中有：①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②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③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④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⑤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等。这些都与会计数据有关。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决策者（本文认为经理人员是执行者，董事会与经理人员共同构成了管理当局），要使其制定的方案或决议得以通过，他们有选择最能实现这一目的的会计政策的动机。目前，我国一部分大中型企业和上市公司为了解决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等问题，开始试行年薪制。在年薪制下，企业管理当局的收入由基本工资和效益工资构成，其中效益工资主要与企业的净收益或净资产增值挂钩，在利益驱动下，管理当局有倾向于选择最能达到考核指标（净收益或净资产增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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