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

著名学者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1989年)，其副标题即是“清末海关财政与开港场市场圈”，将海关与晚清的财政问题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从该书的章目设置中，也可以窥见作者的研究意旨。第一章为“清末财政与海关”，主要研究晚清财政的总体状况，从关税、厘金、币制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海关与晚清财政，借款政策与晚清财政，财政整理与海关税等。第二章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与中国海关”，主要研究马士与上海统计局、马士与海关贸易报告、马士与中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借款的返还与金融市场等。第三章为“海关与贸易统计”，主要研究海关的设立与运作、海关统计与统计方法的变迁、亚洲区域内的交易与中国等。第四章为“开港场与地域市场”，主要研究亚洲市场和中国，地域市场和地域关系间的海关与常关，常关、海关与通货金融问题，海关与地域市场等。该书搜集、利用了大量的中、英、日文献和研究论著，作者在“序”中说，搜集海关资料达十余年，书后附录的“海关关系资料目录”和“研究文献目录”长达76页。又附录有“贸易统计关系资料”、“关税关系统计资料”、“海关统计集计法”、“海关．常关．厘金税则”(包括1858年天津条约附属关税税则、1902年中英通商条约附属关税税则、1903年厦门关输出入税则、1905年重庆新厘科则、重订苏省水卡捐章、厦门内地税关税目)、“税关关系文书”、“镇江关关系资料”等。因此，该书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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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田明伸教授有对滨下著作的书评，见《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一一清末 海关财政与开港场市场圈>》(《史学杂志》第100编第6号，1991年)。又，滨下武志的另一部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也涉及晚清 的海关与关税。该书已有中文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是一部重要的统计资料书。需要提及的是，该书的“绪论”部分，分作“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海关税制”、“税务司制度建立后中国海关税收的分析”、“中国近代海关税收的分配”4个部分，做了长篇论述，几与专著无异。

在早期的关税研究论文中，汤象龙《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1期，1935年5月)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论文。粤海关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与闽海、浙海、江海同时设置的一个海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其他三关关闭，粤海关成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对此关进行个案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粤海关的改革，“清除了该关二百余年来许多积弊，这不但在该关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即在整个的关税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该文在叙述粤海关用人、报销等方面的积弊后，对改革的措施做了分析。汤象龙在20世纪80年代还发表过两篇关税个案研究的论文，即：《台湾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2—189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重庆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91—1910)》(《四川文史资料》1983年第3期)，也可以参考。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者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如金城正笃《1854年上海“税务司”的创设一一南京条约以后的中英贸易和税务司创设的意义》(《东洋史研究》第24卷第1号，1965年)，同氏《清代的海关和税务司一一税务司制度的确立》(琉球大学《法文部纪要一一史学·地 理学 篇》第18号，1975年)，对税务司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副岛元照《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制度一一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报》第42号，1976年)，对列强染指下的晚清海关做了概要的叙述。

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发表的研究论文，如姚贤镐《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自主权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陈诗启《论清末税务处的设立和海关隶属关系的改变》(《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戴一峰《近代中国租借地海关及其关税制度试探》(《海关研究》1987年第2期)及《论清末海关兼管常关》(《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等文，具有代表性。

5．厘金

在厘金研究方面，前已揭示的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和木村增太郎《中国的厘金制度》，是最早的研究著作，具有开拓之功。可惜的是，后来的相关论著鲜见提及。

吉田虎雄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除“税关”一章中有厘局的叙述，“关税”一章中有鸦片厘金的叙述外，对厘金的研究以“各省的厘金制度”为名，分省区进行，分别对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福建、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等省区的厘金做了概要的叙述。其中详于江苏省的厘金。

王振先的《中国厘金问题》，分为7个篇目对厘金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各省厘金之制度”与吉田虎雄著作中的“各省的厘金制度”大致相似。王氏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否参考吉田氏著作或二人相互切磋，不得而知。其他篇目则有其独到的见解，如在“厘金之沿革”中，将厘金的沿革分作三个时期：一是创办时期，包括雷以緘的创制和曾国藩、胡林冀的仿行；二是推广时期，认为，“办有成效，各省争自仿行，不数年间，厘金遂推及于各地。开办伊始，厘局地点尚限于水陆冲要、货物辐辏之区。自商贾谋脱税趋歧路，承办厘金之局员，复认额包征，藉以牟利。时捐输之例即开，纳贿得官者相望于道，其势不能不多取盈。防奸商趋避之弊，不免多设分局，在在盘诘留难，商民益受其累”；三是发达时期，认为，咸丰末年，虽已认识到厘金的弊害，屡有裁减厘局之谕，但因为财政困难，厘局难撤。至光绪年间，厘局益繁，病民亦愈甚。“江苏一省，有四百余所之分卡，自大运河上流宿迁县至镇江，其间距离仅六百里，而厘局及常关之数，达十有九。又由河南省卫辉府经卫河输送货物于天津，历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沿途纳税须十余次。其烦苛可想……所谓厘金发达时期，即其殃民最甚之时。”文中同时指出，民国初年，“厘金有议裁之说，未能实行，间有一二省行之者，旋复其旧。未几以厘金为国税，命各省国税厅掌之。民国三年，官制改正，各省设财政厅，厘金亦归管辖。自是以后所差异者，只其征收考成及整顿办法特见明文，以为施行标准耳，于免厘加税之根本问题无与也。”又如，在“厘金之税率及其税额”中对厘金课税、征收方法的归结：“其课税法有二种，一日配赋法。各地运行之物品，而以其数配赋于商民。其弊也，此地税轻，彼地税重，甲货税轻，乙货税重，不公孰甚。此在同治四年以前各省尚多用之，其后知有流弊，乃渐改革。一日定率法。先将税品公估一定之价格，刊印成帧，使各地按率以征收之。然货色贵贱、货价高低，因时与地而各不同，欲悬定价，强不可齐者，而齐之亦未足以言平允。于是局员藉斟酌变通之美名，行因缘为奸之实事。兼以官吏包办，多方取盈。其征收方法，有一起一验者，有两起两验者。逢起则税加重，逢验则税稍轻。前者谓之纳税二次之制度，后者谓之纳税四次之制度。究之二次四次之外，尚有层层留难，暗中需索者。手续愈繁，弊端愈多，商民之负担亦愈重……或谓统捐之制，比较为良，然各省有行之者，卒以脱税甚多，收入锐减，并此新制不能维持。”这些论述，均值得予以注意。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