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外,陈锋《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较系统地探讨了有清一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对于晚清的财权下移,陈文认为,“晚清的财权下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财权下移之局的形成,因为时局的变化,既有督抚专权的意蕴,又有时势所迫的政策导向因素;财权下移的结果,既标示着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失控,又展现出财政体制极端混乱之后,地方漫无限制的筹款,一方面使清廷和各地方渡过了重重险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弊端迭出。”同时,陈文认为,晚清的财权下移事实上为清廷所不容,因此便有种种清理整顿财政的措施出台,并对此做了具体的分析。①
日本学者山本进的《清代后期四川地方财政的形成》(《史林》第75卷第6号,1992年)、《清代后期四川的财政改革与公局》(《史学杂志》第103编第7号,1994年)、《清代后期湖广的财政改革》(《史林》第77卷第5号,1994年)、《清代后期江浙的财政改革与善堂》(《史学杂志》第104编第12号,1995年)、《清末山西的差徭改革》(《东洋史研究报告》第19号,1995年)等文②,以及谷井阳子《道光咸丰时期地方财务基调的变化》(《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4号,1989年),土居智典《清代湖南省的省财政形成与绅士层》(《史学研究》第227号,2000年),通过细致的个案考察,把着眼点放在了晚清地方财政的变制及其复杂的关系方面,展现出新的视角和研究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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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还可参见陈锋最近发表的几篇长文:《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清代财政收入政策与收入结构的变动》(《人文论丛》2001年卷)、《清代财政行政组织与奏销制度的近代化》(《人文论丛》2000年卷)、《清代财政制度的近代化》(《东瀛求索》第11号,2000年)。
② 已收入该氏的论文集《清代财政史研究》。
2.货币研究
在早期的货币研究著作中,国内学者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和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中国之币制志汇兑》两书,有较高的研究水准。《中国币制问题》在叙述本位制度、银两制度以及银币、铜币、纸币问题时,对光绪以降的变革做了系统的梳理,书中列制的统计表格,如“(光绪年间)各省银角之成色重量”、“(光绪、宣统年间)各省通用银元之成色重量”、“各省宝银名称重量表”、“各地通用银两与库平比较表”、“海关平与各口通用银两比较表”等,对后来的相关研究开启了门径、打下了基础。《中国之币志汇兑》对硬币(银元、铜元、制钱)、纸币、本位制及造币机构等做了精当的叙述。其记银元云:“清以前,吾国上下通行之银,皆系以重量计,而不以枚数计也。自清乾隆五十七年,户部奏准西藏鼓铸银钱,是为我国以银铸币之始。至道光初年,各国银钱输入渐多,蔓延各地,欲禁无由,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自行鼓铸银元,藉资抵制,旋经部议驳。又道光中,浙省曾自铸一两重银钱,欲与洋元并行,以民间阻滞而止。光绪初年,吉林机器官局所铸有一钱、三钱、半两、七钱、一两五种,皆未见盛行。至十三年二月,粤督张之洞奏称……于是我国流通之银元中,始有吾国自铸之银元。”若非有深入的研究,不可能有如此的高度概括。日本学者清水孙秉《清国货币论》,亦值得重视。该书事实上以研究晚清的货币为旨归,对晚清的货币制度、货币种类、“兑换券”(银票、钱票、洋钱票)、票号、钱庄、钱铺、大清户部银行、通商银行、外国在华银行等都有述说。而且,清水氏应邀在北京的时间有两年多,除博采典籍 文献 外,又辅以调查,称得上力作。根岸佶、越智元治《中国及满洲的通货及币制改革》(东亚同文会1937年版),以研究民国年间的货币为主,但对清代的银两制度、铜钱制度、纸币等都有所叙述,特别是在探讨币制改革时,认为晚近的币制改革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895—1900年,第二时期是1901—1914年,第三时期是1914—1927年,第四时期是1927—1935年,表现出很好的识见。另外,对晚清的所谓“金本位案”、“银本位案”也有细致的讨论。宫下忠雄《中国货币制度论》和《中国银行制度论》,也值得注意,宫下氏的这两种著作虽然都是以民国年间为研究时段,但对晚清时期也有论述。特别是后一种著作,对晚清的银行业 发展 及纸币法规等叙述较为细致,所列的78个统计表,如“历年开设支那银行年别统计(1896—1937)”、“萌芽时期支那银行设立年别统计(1896—1911)”、“外国银行各年设立表(1857—1925)”、“外国银行的对华投资(1874一1925)”等,颇具价值。
近年出版的货币研究著作较多,前已揭明,不赘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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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可以 参考 的论文有郝延平《晚清沿海的新货币及其影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彭泽益《1853—1868年的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集,1979年)、朱浤源《近代广西货币的变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李宇平《张之洞的货币政策》(《 台湾 师大历史学报》1983年第11期)、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一一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1993年]、张国辉《晚清货币制度演变述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邓绍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币制改革及失败原因》(《四川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等。
3.外债与赔款
晚清往往为清偿军费赔款而举借外债,所以,外债与赔款、军费等都有所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参考。在外债研究方面,安东不二雄《清国国债事情》是最早的著作之一,全书分为7章:第一章,清国国债的起源;第二章,日清战争以前的国债;第三章,日清战争公债;第四章,义和团赔偿金及补充公债;第五章,铁道借款;第六章,内国债及地方公债;第七章,全国岁出岁人及关税收入额。该书以研究晚清的外债为主,对晚清的内债及财政的总体状况也有专章论述。在对外借款中,详于甲午战争所导致外债的叙述与分析,对汇丰银款、汇丰金款、克萨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有单独论列,并对每次借款的偿还方法、偿还资金、偿还财源等做了说明。另外,该书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各次铁道借款的情况。丰田多贺雄《中国的借款 金融 政策》,伊藤文吉《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关系》(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3年版),中滨义久《中国的对外借款》,对甲午战争以前的外债、甲午战争以后的外债、义和团与外债、币制改革及东三省实业振兴借款、瑞记借款等,也有详细的叙述。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