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晚清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概观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我们可以 总结 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进程来看,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3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晚清财政史研究较为突出的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除了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等多部财政通史和万国鼎《中国田赋史》、吴兆莘《中国税制史》等多部通史性的财政专史对晚清财政多有涉及外,还出现了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松井义夫的《清朝经费之研究》这样的专门研究清代财政史的著作。更为突出的是,出现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这样堪称经典的专史著作。在第二个时期,除了著作、论文的数量猛增以及研究的深度、广度大为扩展外,晚清财政的专史研究非常突出,涵盖了田赋、盐税、关税、军费、货币、外债、厘金等诸多方面,并在若干方面形成了研究热点。从总体上研究晚清财政的著作陆续问世,如《清咸同时期的财政》、《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中国近代财政史》、《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等。
第二,在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已比较注意国外财政学的 理论 著作翻译,有亚当士(斯)的《财政学大纲》(刘炳麟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柏克的《市预算》(孙树兴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塞力格曼的《租税转嫁与归宿》(许炳汉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等。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撰写自己的财政学著作,先后有雍家源《中国政府 会计 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胡善恒《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尹文敬《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这些财政学著作,一方面,注重财政理论与 方法 的探讨,对初始的财政史研究具有引导与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注重论与史的结合,注重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去时不远的晚清财政予以了关注和评说。胡善恒的《赋税论》对赋税的分类、赋税的原则、赋税的负担、赋税在经济上的 影响 以及我国的税种与西方国家的税种进行了 分析 论列。尹文敬的《财政学》在“预决算论”一编中,述及中国的预算起源时即云:“中国编制预算,起于满清末年。光绪之季,政府以筹备宪政之名,注意清理财政,定清理财政章程三十五条,在京设财政清理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由部派财政监理官。令各省财政清理局将收支存储粮银各数,编造册籍并盈亏 计算 表送部。此种办法,已具会计出纳之形式,而为预算之先声……”这可以看做是在研究相关理论时对晚清预算的初步梳理。
第三,某些现实问题的凸显和对现实的关注,导致了研究热点的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研究热就是一个典型。武堉幹在其《中国关税问题》的序言中即称:“关税问题,系中国 目前 政治 、经济、国权,均极重要。近年以来,有识之士,殆均注意及此,即坊间关于此项问题之著述,亦尝汗牛充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财政史学者的学术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仅从武堉幹《中国关税问题》的章目中,此点可一目了然,如第二章“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之沿革”,第三章“中国海关行政权旁落之由来”,第四章“中国现行关税制度之缺点”。关注现实当然不能代替严格的学术研究,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照察,却是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四,一直比较注意财政资料的汇编与整理,大量财政资料的出版,成为晚清财政史研究的基础。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作为最初的财政史著作,主要显现的是其史料价值。而就专门的财政资料整理来说,有三个特点:一是从现有典籍 文献 中撮录财政史资料,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等①;二是清代档案的整理出版,如地方性档案馆的《吴煦档案选编》、中央级档案馆的《光绪朝朱批奏折》等,或者主要的是利用清代档案整理出的资料,如《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等;三是带有研究性质的统计资料的整理,较为典型的是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罗尔纲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评价道:“他(汤象龙)是1930年开始大量收集清政府档案时就选定‘海关税收’作为研究课题……从1930年至1936年他领导大批人员抄录了清代财政经济档案12万件,其中一半采用了统计列表方法。汤象龙同志撰著本书所用的档案多达六千件,只不过是他所收集的档案资料总数百分之五。他把海关报告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数字编成统计表格,在本书中发表了共计118个统计表,其中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综合统计表46个,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关别统计表72个。可见著者在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进行研究工作规模之大,在我国史学界是仅有的,也是最早的,至于著者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财政经济档案更是我国史学界的第一人。”
以往的晚清财政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或者说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们知道,晚清财政史研究与前朝财政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有清代档案可资利用,由于许多学者大量利用现存档案,使得研究课题显得细致而深入。汤象龙、刘隽、罗玉东等人在早期的研究中已开了利用清代档案的先河。其后,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收录的晚清财政史论文,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以及《陈锋自选集》中收录的研究论文等,都是主要依据清代档案资料写成。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论著对档案材料的利用仍存在着明显的欠缺,甚至一些重要的著作,如何烈《厘金制度新探》、《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仅仅是从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或他人的论著中转引了一些材料,基本上没有自己查阅的档案。至于其他一些著作,如左治生《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等,连转引的档案资料也稀见。并不是说,转用或不用档案资料就写不出好的著作,但档案的利用程度毕竟制约着研究的深度。同时,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亦明显滞后,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但与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资料相比还差之甚远,尚需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除了整理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 台湾 地区保存的清代档案外,各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也需要进一步予以关注。只有注意档案资料的利用,并加大档案资料特别是专题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晚清财政史的研究才有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