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经典作家提出了“社会扣除理论”，为财政支出分配作出了原则规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所谓的“公平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之类口号的虚伪性和荒谬性，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社会总产品分配所应遵循的顺序及其分配原则，即社会总产品对社会成员进行分配时，必须根据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公共消费的需要，依次进行一系列扣除，这就是著名的“社会扣除理论”。经典作家论及的社会扣除包括：“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它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六项扣除”理论，指明了社会总产品分配的顺序和原则，阐述了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内部结构，要求在社会总产品分配时，既要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保证社会共同消费的需要，这是整个社会经济进步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上述“六项扣除”的每一项都与财政分配直接相关，而且其中用于扩大再生产追加部分、用于智力开发部分、用于后备部分、用于社会保障部分、用于行政管理部分等，都离不开财政的主导作用。因此，精典作家的“社会扣除”理论不仅是社会总产品分配共同规律性的体现，同时也是财政支出分配的一项重要原则。
四、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财政支出观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由他新自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及其中国现代化建设理论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财政方面，小平同志亦有大量精辟的论述，而且往往从宏观全局及其战略的高度考虑财政问题，因此，小平同志的财政理论属于全局财政思想，并构成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试结合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和全局财政思想，阐述一下小平同志的财政支出观。
(一)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财政支出政策的确立要有全局观念，要为党和国家一定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服务
财政历来与国家具有紧密联系，在任何社会条件下，财政都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全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上述原理出发，不仅深刻地论述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而且明确要求财政工作及其财政收支政策要有大局观念，考虑问题要从全局出发。他说：“财政部提意见，是从全局出发，考虑有钱没有钱，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那么，财政的全局观念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在1954年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上指出：“财政工作的全局观念是什么？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它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所谓总路线，其主体是国家工业化，两翼是两个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财政工作就要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翼改造所需的资金。”这一论述高屋建瓴地阐述了财政收支分配政策的目标，体现了小平同志全局财政思想。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无疑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对此，我认为，需要结合小平同志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加以理解，这样更有助于把握当前财政的全局观念及其财政支出政策的导向。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他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这里，小平同志全面论述了今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涉及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本质”和“原则”，无疑这应成为今后长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时，根据小平同志的全局财政思想，这也应成为新时期确立财政支出政策目标的主要依据。
(二)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出发，优化财政支出分配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小平同志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战略极为关注和重视，经过慎密思考，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第一步，在90年代初期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在本世纪末步入小康。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小平同志认为，实现“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意义非常重大，“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如何实现“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呢？依据小平同志的论述，结构问题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核心，并把财政分配及其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结构调整、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强有力的手段。这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科教文卫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
对于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小平同志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象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为了使科学、教育早出成绩，快出成绩，小平同志在考虑经济发展战略时，把科学和教育与农业、能源与交通放在同一战略位置上。他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是关键”。依据这样的战略目标，小平同志提出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科教事业的投入。他说，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小，不成比例。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因此，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党：“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在强调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同时，始终要求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快发展生产力。他认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发展科技和教育的经济基础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如果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这样，小平同志就把科教文卫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的辩证关系理清了，也对财政分配结构提出了原则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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