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

顺便指出，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度里，一般不存在所谓“预算外资金”。我国现在使用的预算外资金概念，还是建国初期从前苏联东欧国家那里引进、并从计划经济年代沿袭下来的。即便不作更深一步的考察，也会发现，预算外资金同计划经济密切相关，而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就这个意义讲，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在中国，预算外资金这个概念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

――财政税务部门总揽政府收支。也就是，所有的政府收入完全归口于财政税务部门管理。不论是税收，还是收费，抑或其他别的什么形式的收入，都要由财政税务部门统一管起来。即便出于工作便利的考虑，把某些特殊形式的收入，如关税、规费交由特定的政府职能部门收取，那至多也是一种“代收”、“代征”。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要切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同其经费供给之间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铲除“以权谋钱、以权换钱”等腐败行为的土壤。

――政府收入以税收为基本来源。前面说过，以政治权力为基础、能够带来稳定可靠的收入，且可无偿使用的税收，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支出格局（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为主体）是一种对应关系，必须作为政府收入体系中的“主力队员”而居于主导地位。至于其他的政府收入形式，如以交换为基础的收费，只能作为辅助或补充财源而担负起遗补缺的职责。

四个方面的标志，归结到一点，就是依法治理各种政府收入。其中的中心内容，就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依法治税。既然目前我国政府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上，采取相应的改革举措对之加以纠正，并代之以规范化的政府收入格局，肯定是当前依法治税所必须着力完成的中心任务。

本着这样的认识，前面也说过，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依法治税的任务，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两个方面互为联系，彼此依存，可以说是“一体两翼”，共同构成依法治税这项系统工程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没有税收“缺位”现象的消除，“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得不到纠正，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真正确立起来，税收流失的规模也就不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反过来说，税收流失的漏洞多，该征的税不能有效地征上来，税收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就难以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税收的“缺位”现象也就难以真正得到消除。
说到这里，不难看出：中国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已注定了要走依法治税的道路。而且，依法治税的实施，也注定了要纳入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事实上，近一时期，对于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的关系，社会各界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党的十五大以及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也已经对依法治税的实施做出了统一部署。现在的任务是，如何乘势而上，在全面理解依法治税的内涵和外延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础上，采取切实而有效的政策措施，采取切实而有效的政策措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积极推进依法治税的建设步伐。

依法治税的政策选择

那么，现在我们能够为依法治税做些什么？

――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

税收的“缺位”主要表现在“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上，税收“缺位”的消除，自然要从规范政府收入格局入手。目前，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逐渐一致的意见，就是实行“费改税”或称作“税费归位”。

应当说，这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改革。之所以说它难，是因为，它要牵涉到沿袭多年的既得利益格局。凡是触及既得利益格局的改革，从来都是有难度而且难度非常大的。但难度大，并不等于没有实施这项改革的有利条件：我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60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全党上下统一认识，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费改税”甚或难度更大的改革――并非是办不到的事情。此其一；在这方面，我们也曾有过成功的先例。建国之初，那时各地的税收制度很不统一，既有老解放区各个革命根据地沿用下来的原各自单独制定的税制，也有新解放区所实行的在税种、税自、税率和征管办法等方面差异很大的五花八门的税制。但是，随着1950年1月《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颁布，一个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很快建立起来，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此其二；我国有史以来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随着机构精简和人员的分流，原有的收费主体会趋于减少，行政管理费支出的负担会趋于减轻。“费改税”的难度和回旋余地，自然会相应缓解和加大。此其三。

关键的问题是，围绕“费改税”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既要积极（保证顺利出台和实施效果），又要稳妥（尽可能化解阻力，换取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在当前，可以选择的比较现实和可行的思路是：第一，“费改税”从中央做起。注意一下各国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有关政府收入结构的统计文献，可以看到这样两个现象：其一，中央一级政府基本没有收费，税收（包括社会保障税）是其收入的基本来源。其二，以收费的形式取得收入，并且，收费在收入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通常发生在地方各级政府那里。其中的原因不难解释，前面说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化的政府收费只有两类，一是规费，另一是使用费。无论规费，还是使用费，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性是：收费项目与家庭、企业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且具有一种直接的服务报偿关系。毋庸赘言，同家庭、企业日常生活密切相连的公共事项，本来就是地方（非中央）政府的职责范围。

有鉴于此，“费改税”的工作，可以也应当从中央一级政府做起，既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中央一级政府基本没有收费，那么，我国中央政府各部门现存的收费项目，经过清理，绝大部分都可以纳入“费改税”的范围。而且，追根溯源，在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费的兴起，最初也是发生在中央一级政府（如“预算调节基金”和“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只要中央政府带了头，率先实现了中央一级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化，“费改税”便可依次延伸到地方各级政府，从而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进。

第二，“费改税”与“规范费”同时并举。政府收入机制的非规范性，固然主要反映在“费大于税”这一特殊的矛盾现象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费”都应改为“税”。也绝不是说，“费”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实际上，税有税的内涵和外延，费有费的地位和作用。两者之间，并不能互相替代。对那些具有税收性质或名为“费”实为“税”的政府收费项目，可以通过“费改税”的办法，纳入税收的轨道。或扩大现有税种的税基，将其并入现行有关税种统一征收：或根据其性质，改设新的税种另外征收。对那些本来即属于收费范畴或名与实均为“费”的政府收费项目，则须通过“规范费”的办法，纳入规范化的收费轨道。或作为规费，按照规费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管理。或作为使用费，依照使用费的原则和标准加以征收。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