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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一)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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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2007-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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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抢在前面率先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是极其聪明的策略,国共战争和土改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农村的政治态势是,国民党军队只要一侵入解放区,它就“自动”地站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对立面上:农民中的多数人不仅失去了“胜利果实”,而且很可能成为失去土地的地主阶级实施报复的牺牲品。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参军、支前),就成为农民的一种合理选择,或者说剩下的唯一选择,于是,中共在乡村进行军事和财政动员的目的就实现了,如彭真所说:“农民一翻身,就会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动员大批党员和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依靠他们提高我们军队的质量,使之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33]”到1948年春,中国共产党已然在战争中占了上风,大规模军事财政动员已无必要,所以土改并没有延伸到新解放区,而是在那里实行了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许多中外学者看不到土改背后的“奥秘”,对此困惑不解:“如果土改真的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重要,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于此时突然在新解放区停止土改呢?[34]”实际上,国民党内部中的一些人自称已经看到共产党正在通过土地改革“获取政治利益”,“那些理解共产党人正在农村所做每一件事的人自然也会理解其中的政治含义。知识阶层中的观察家认为,土改使共产党得以‘在农村扎根成长’。他们说,正是由于实行了土改,共产党才能出色地执行三大任务:征粮、募兵和实行地方自卫。[35]”土地问题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们激烈辩论的议题。邓励豪委员称:“今日戡乱基本上的决胜点在谁能组织起民众谁成功,谁组织不起民众谁失败。组织民众的前提在解决久悬不决的土地问题。”;王竹咸委员称:“政府必须立即全面实行土地改革,稳定农村”;武誓彭委员称:“要彻底实行土地改革,争取广大农民拥护政府”[36]。应当说,这些人把问题看得很准,土地改革运动的确是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战争胜利和获得政权这一直接利益而服务的政策,共产党并没有回避这一点,而国民党方面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时为时已晚。应当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腐败之类的问题,而是它不明智的土地政策,由此它失去了农村,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也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一着被动,满盘皆输。

  [1]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在《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一文中称:土改“实际上是中共为了与国民党争天下进行社会动员的手段”。见《21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总第15期)。

  [2] (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9页。

  [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930页。

  [4] 前期土地改革显现出激进的趋势,其政策标志是1947年10月10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土地法大纲》,其特点是是过于强调“群众路线”和“彻底平分土地”,以求土改迅速、彻底地完成,土改过程中则出现比较严重的“过火”,侵犯中农利益、肉体伤害以至乱杀人的现象比较普遍。

  [5]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6] 刘统:《中原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7] 《任河正党支部工作中的思想领导和群众路线》,载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群众路线研究》(党内)第29、32页,1947.

  [8] 《华北财经会议综合报告》,转引自薛暮桥、杨波:《总结财经工作,迎接全国胜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9] 战争初期的形势对于中共方面来说是严峻的:国民党拥兵430万,其中正规军有200多万,而且有大量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在军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中共方面仅有120万军队,武器装备很差,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此外,国民政府还占有广大的战略后方,控制着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有相当丰富的物质资源;而解放区只有1亿多人口,大部分还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中,经济也不够发达。显然,力量对比中共方面处于劣势。
  [10] 据薄一波回忆,1946年6月1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邯郸召开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的腹心地区,要在7、8、9三个月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力争实现土地改革。”参见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

  [11] 《区党委总结新区土地改革指示继续深入运动方向》,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30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2]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13]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页。

  [14] 韩丁:《翻身》,第209页;克鲁刻斯:《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第127页。转引自(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页。

  [15] 延安新华社电讯,1946年9月14日。

  [16] 毛泽东:《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101页。

  [17] (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9页。

  [18] 《潘复生同志在地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47年3月8日。见《1947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35、51页。

  [19] 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437页。

  [20] 《潘复生同志的总结发言》,1947年1月17日冀鲁豫地区党委人民运动大会;《区党委关于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指示》,1947年3月12日。见《1947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4、8、22页。

  [21] 任弼时曾说:“在群众运动中,出于群众的正义愤,而去打了一下压迫他们为他们所极端痛恨的人,共产党人不应当禁止和拦阻,而应当对于群众的义愤表示同情,否则我们就会脱离群众。”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437页。

  [22] 关于土改的过程,吴思先生持这样的观点:土改不是全民投票的结果,也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发动并组织的阶级斗争过程。这个过程是按照以下程序实施的,第一步是派出以武力为后盾的工作队。第二步是串联最贫穷的少数人,通常是流氓无产者,让他们打头阵。第三步是宣传剩余价值理论,讨论谁养活了谁的问题,证明即将平分的地主的财产是不义之财。步骤的严密,恰好证明了发动农民没收富人财产之不易。中国大陆内战时期的暴力土改,乃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协同作战的结果,也是少数人发动和领导的运动。参见《对民主缺点的过度想象——再答冼岩先生》中国改革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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