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一）

　　但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亿万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调动起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抗战期间，华北地区经多年的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多数农民早已拥有土地”[12]，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已经不很严重。在苏北的一些解放区，“土地按每户人数平均分配，所有靠种地为生的人们都领到一份等量的土地。……在某一个地区，人均分得土地2.5亩。[13]”晋冀鲁豫解放区豫北的武安县，1946年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已基本被剥夺殆尽，连中农的财产也不得不用来弥补贫农的贫困。位于同一边区晋东南的一个村庄彻底进行了这项工作，结果原有的7户地主只剩下一户，村中贫农人均有地5.5亩，中农人均6.2亩，富农6.9亩，唯一的一户地主人均（占地）9亩。[14]”在这些老根据地立即开展平分土地的运动应该说并不那么必要和迫切，但战争动员不可能在比较平和的社会氛围中进行，它需要的是一种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敌对情绪。农村社会的边缘群体——贫雇农、无业游民等世代遭受地主阶级的压迫、欺凌而积累起无穷尽的愤恨和辛酸，他们与地主阶级的对立情绪并没有因为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而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共产党本能地认识到，如果立即在乡村中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充分发动这些农村中最弱势的边缘人群，让他们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就能充分调动人们的阶级仇恨，进而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并将其他社会成员统统卷进这场阶级斗争的旋涡之中，这样，社会动员的目的就实现了。于是，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放弃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就这样被融进了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1946年9月14日的新华社电讯称：“正是有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才加强了人民解放军。如果共产党不同意农民的这一（土地）要求，而蒋又从美国得到了外援，中国人民要求独立、和平和民主的运动就很可能像二七年大革命那样再次失败。[15]”几乎在同一个时间，1946年10月，毛泽东评价了土改在共产党防御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写道：“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16]”党的其他文件也清楚地表明，“党把土地改革看作是赢得群众真心实意地响应参军运动的基本条件”[17]。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领导人潘复生的话颇具代表性：“农村中的党建、征兵、征粮等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土改这个中心任务来完成，不进行土改就无法开展其他工作。只有党在学会了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以后，才开始走向胜利”[18]。

　　土改为什么有“过火”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过火”行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没有及时加以纠正？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在战争目的的动员框架内，土改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因为和平方式与动员的目标相背离，所以不能考虑”[23]。在一定意义上说，“过火”也是中共高层所默认的。毛泽东早在1945年11月时就写道：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24]。山东解放区党政领导人黎玉则从“群众运动规律”的角度完全肯定了“过火现象”，他将土改运动划分为“发动”、“斗争”和“团结”三个阶段，认为在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时，“左倾观点和过火现象是难免的”，他解释说：“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最大的错误不在于过‘左’，也不在于过右，而在于在发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下错误地判断一个阶段已经完成而下一个阶段将要开始的时刻”[25]。实际上，在老根据地，由于减租减息和土改，多数地主已经名存实亡，对于地主所有制的残余似乎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发动一场“暴力革命”再将其消灭一次，而且采用和平方式实施土改对于解放区生产力的恢复及争取国统区中间势力都有莫大的好处，这样做显然对于中共来说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尤其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动议以及在内战问题上的姿态已经赢得国内中间势力某种好感的情况下，为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则更有实施和平土改的必要性[26]。在“五四指示”发布后不久，毛泽东也曾考虑以发行土地公债的方式征购地主的土地（赎买），但此方案终究没有付诸实践[27]。各根据地唯一在形式上实行赎买的只有陕甘宁边区，1946年12月24日，新华社宣布：在延安以北约100英里处的绥德县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的方式首次成功地实行了土改。从11月25日开始的政府买地再卖给贫穷农户的行动在9天内就结束了，村里61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约8000磅的粮食买到了两百多英亩的土地[28]。但中共西北局在总体政策的把握上显然不是这样的，“形式上是公债征购，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法律办法，实则却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29]”在战争压力面前，军事、财政动员的需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赎买政策很快就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没有真正在解放区广泛实行，当时甚至连地主主动献地的行为也被不允许，而是必须经过斗争强行分配的过程。“五四指示”还认可“把财产从持有人手中转移到无财产者手中的几种不同方法，其中包括土地的出售和一种土地分配方案。但是这些方法不久就被抛弃，因为它们是在对剥削者毫无惩罚的情况下实行的。1946—1947年，紧随而来的更典型的后果是清算斗争”，几乎所有的地主都要过残酷斗争的关，道理很简单，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30]。有些地方的党内文件在1947年批评了捐地和买卖地主财产的做法，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农民的原则，晋冀鲁豫区党委在1947年初指示土改干部不要运用捐地的方式进行土改，原因是“捐地排除了斗争，从而妨碍了在政治上打倒地主，也不能在政治和心理上解放农民” [31]。这样，土改必须也必然以“暴风骤雨”式的暴力形式进行，进而达到动员的目的，统一战线之类的问题只能为它让路。此外，中国共产党实施土改拒绝赎买方式也有财政和金融负担方面的原因。1948年，两位“同情共产党”的评论家指出：缺少有效征购土地的方法是因为涉及到的土地面积实在太大了。在已经面临战争压力的情况下，这将给边区政府带来“财政的”和“金融管理”方面的严重问题。因为这项计划并没有触动小地主和富农，他们并未受到伤害，相反数目还可能增加。结果是，分期购买土地的计划只不过增加了贫农和无地户的债务[32]。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