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在60年代，并非没有可以深入思考的地方，它的背景还可以扩展到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尤其整个世界也同样面临着歧路彷徨的困境，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激进反传统思潮在这段时间产生并风行全球，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非毫无气质和声息上的共鸣。我在此文中的研究正是要将文化大革命放到整个世界文明进程中来考察，也就是把它放到现代性背景中去，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案例，理解中国问题（如果存在的话）和现代性问题的意义和局限。
三、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放到整个世界性现代化潮流中去审视——即便表面上“文革”正游离于世界性的现代化范围之外，那么“文革”也必然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探索。毕竟，现代性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的模式，虽然人们在理论探讨中基本上已经完全认同了这一点，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当作了所有研究的前提（其实西化思想在很多方面依然是明显的），正如刘小枫先生所指出的，作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集中而且极端的表达”，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现代化的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现代性方案之一，‘文化大革命’是这一建设方案的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因此，‘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现代化事件。显然，不能把英美自由资本主义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样式。”[6]。从结果来看，“文革”当然应该全盘否定，但是从其初衷和更深的历史意义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它的现代性实质，因此更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探索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和艰苦努力。其间虽包含许多邪恶和丑陋的因素，但把它看作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福利，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某种特殊的努力，我想决不会与现在任何流行的观点相左。这里，我绝对无意美化“文革”，恰恰相反，我是想通过更深的研究来告别这个恶梦般的年代，也只有实在的收获，才会让我们真正地告别历史的不? 勺矫拿耍魏渭虻ゲ萋实慕崧畚抟啥级圆黄鹬泄嗽谡舛纹诩渌冻龅木薮蟠邸Ｎ也⒉辉奚秃笙执饕宓穆砜怂贾饕逭哒裁餍牛‵. Jameson）对“文革”的美化，他除了在后现代研究中有些走火入魔的价值判断——即“毛情结”——外，更根本的原因是他没有亲历过“文革”，不知道那种为他所激赏的“真正的群众民主”和“普遍解放时刻”[7]给人民带来的恐怖和灾难，这种灾难的影响至今宛在，并在一些最为敏感的领域阻碍着中国的前进，邓小平就总结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发生影响。”[8]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直接牵涉到评价标准问题，也牵涉到我们现在处境的定位问题，因此十分关键。但凡俗的观念总是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和暂时性的事件当做了根本，对“文革”的目的更多地受情绪和伤痕的左右，至今很难说有恰当的解释，当然，要让人忍痛揭开旧伤并进行深度解剖去检视病因，的确困度很大，但终归是必须的，是实实在在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般痛定思痛的亲历者虽有切身的感受，但往往把“文革”的目的划归为权力的争夺，或曰权力的再分配，其中包括权力的极端化，比如个人崇拜。但情况也许并不完全如此，每一种理解都有它的局限，本文亦不例外，而亲历者也有亲历者的认识局限，有如培根所谓“洞穴假相”。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与权力的角逐有一定关联，尤其是当它白热化以后，很多人就是为了成为权力的暴发户而利用了群众运动，但从根本上说，文化大革命并不首先与权力相关，甚至干脆就没有多大关系。就像“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与毛岸英之死没有多大关系一样，民间却以小肚鸡肠揣测领袖风范，完全不明白从反左到反右之转变的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的严重性。正如上文所述，其实文化大革命也是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下的怪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谈到了“文革”后期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行为之所以被弄成“右倾翻案风”，是因为毛泽东“不能容忍”，国家再度陷入混乱，与“文革”之发动，原因相同。当然，这种威信危机来源于毛泽东自己，他的革命理想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观念之间有巨大差别，加上当时权力配置上的“一线”和“二线”划分，使得毛泽东只好求助于军队（这与他一贯的“枪杆子”理论和实际存在的军人政府体制有关）和江青、林彪（毛泽东对这些人的品格是非常清楚的），并采取了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极端策略。国内资深的“文革”研究专家、原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在他那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已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用）中正确地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是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搞掉中央第一线不过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步骤。”[9]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与权力稍有牵扯，或者在福柯（M. Faucoult）所说的“权力”意义上有些关系。李泽厚认为：“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10]他对“文革”之于权力的关系的见解应该是很有深度的，所以才为如此多的著作所引用。《决议》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的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从逻辑上说，毛泽东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并且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那么流俗理论以权力论衡的眼光来分析“文革”，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对“革命”的理解所产生的巨大分歧，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毛泽东自己写的大字报名为“炮打司令部”就是明证。因此“文革”的起因是一线领导的富国政策会产生新的贫富分化，而这是以（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为奋斗理想的毛泽东革命初衷不合，所以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至于后来发生的全面的“夺权”，已经离“文革”的真正目的非常的遥远，与毛泽东的最初设计也大为不同（虽然毛泽东自己没有意识到，甚至从根本上他对自己的设计也是不太清楚的），“文革”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势并越来越偏离主流而越滑越远，也非他所能预料。“文革”就算表面与权力有关，但更多的是理想冲突。简单地说，“文革”就是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把中国的命运交付给想当然的浪漫感怀的一种历史性误会。
“文革”的目的无疑是为中国寻找一条既不同于中国过去、也不同于苏联模式、更与美帝国主义丝毫不同的现代化诉求。
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标和采取的相应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唤醒群众、教育群众，这是毛泽东在军事革命历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对人民（当然主要是他情有独钟的农民）有深厚的朴素的感情，他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除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以外，就是要拯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这些父老乡亲们。文化大革命延续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李泽厚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和眼光总结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他说：“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粉碎官僚机器……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11]在李泽厚面面俱到的分析中，关于“新人理想”的认识是最耐人寻味的。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最先就是要全面地改造人民的精神面貌，造就一代新人。在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中，对“新”的追求总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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